2019年10月19-20日，由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美国经济论坛”主办，《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协办，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承办的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美国经济论坛”首届研讨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召开。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研究员、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章玉贵教授、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美国经济论坛”协调人沈国兵教授分别致辞。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秘书长邵滨鸿研究员主持了开幕式。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会长黄海洲博士和近二十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论坛。
上海外国语大学党委书记姜锋研究员在致辞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秘书长邵滨鸿研究员在致辞
在一天半的会议中，来自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吉林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农业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社会科学院、新发展银行、英大国际控股集团等高校及学术机构近20位专家学者就美国经济问题进行了专题发言及圆桌讨论。
中国世界经济学会“美国经济论坛”首届研讨会与会代表合影
一、美国经济问题——聚焦贸易专题
美国经济专题一：聚焦贸易问题，第一场分论坛由上外章玉贵院长主持。
武汉大学余振教授以“经济全球化视角下美国贸易政策的历史逻辑、现实特点与未来展望”为题作专题发言。他表示，美国政策史一直是一个扩张的态势，对外扩张是美国贸易政策的主线。美国贸易向全球扩张的同时，出现了政治的本地化现象。因此美国的贸易政策历史逻辑有三个关键词，市场，技术和政治。美国特朗普的政治老在变，我们从这样的变化当中找到不变的逻辑，依然有市场、技术跟政治的逻辑。未来贸易政策的走向做一个基本的猜想。第一全球贸易扩张的态势不会改变，尽管当前表现出来的态势有一些自我孤立的影子。第二是未来趋势美国优先，会在对外美国扩张当中体现利益的诉求，尤其是本地化政治的诉求。第三，对外贸易政策会更多要求自由，公平，对等。
中国农业大学李春顶教授以“美国毒丸条款的蔓延之势及应对之策”为题作专题发言。他认为，由于美国一直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所以“毒丸条款”主要是针对中国的，目的是要阻碍中国建设自由贸易协定。总体上，美国和欧盟的自贸区暂无时间表，而与英国的自贸区取决于英国的脱欧时间。而即将诞生的日本和美国的双边贸易协定中加入“毒丸条款”的可能性很大，所以说“毒丸条款”将会进一步蔓延。 “毒丸条款”实际上违背了WTO的很多规则，侵犯了他国的经济主权。整体判断，他认为“毒丸条款”会成为中国自贸区谈判当中的绊脚石。目前，“毒丸条款”有一些新的蔓延趋势，未来可能会成为中美双边贸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和进一步研究。
上海社会科学院何建华研究员，以“经济全球化中资本逐利能级递减衰弱趋势成为美国未来发展的最大变量”为题作专题发言。他表示，美国面临最大难题是经济全球化中国际资本逐利空间受到挤压、能级递减衰弱，并由此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何化解资本困境，成为未来发展最大变量。经济全球化导致国际资本平均利润率下降，资本主义国家制度性固有矛盾加剧。一方面，美国从经济全球化中获利巨大，另一方面，美国内生性结构性问题与冲突不断激化。有鉴于这些复杂变化，影响美国未来发展的变量无非对内对外两个扇面演进——对内政策变量：协调平衡社会矛盾。美国特朗普上台一系列的政策核心就是要协调平衡内部不断激化的矛盾。对外战略变量：维护金融资本霸权。
清华大学马弘教授以“美国贸易平衡与关税对等：数据告诉我们什么？”为题作专题发言。他表示，中美之间的贸易逆差，更准确的讲是货物贸易逆差。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和服务主要是通过FDI提供，而中国对美国的服务和商品主要是通过直接出口。把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FDI在地销售额加起来，2016年美国对华实际销售总值是5700亿美元，中国对美则是5150亿美元。中国的进口加权关税已经处于较低水平，2017年为4.9%，美国为2.4%。2019年9月，贸易摩擦使得美对华关税上升到16.5，而中对美关税升至16.3%。因此，从数据上看，中美间所谓“贸易不平衡”和“关税不对等”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夸大了。非关税壁垒和交易费用对贸易的阻碍作用更大，应该是我们下一步全面开放的着力点。
上海社会科学院徐明棋研究员以“中美贸易摩擦升级多视角的分析”为题作专题发言。他认为，从一个更宽的世界经济转型调整的大背景来看，贸易摩擦有它一定的必然性。特朗普及其他的团队，与传统美国的学者，美国的政客们对中美关系的认知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现在最大的不同是特朗普和他的团队认为，中美贸易经济的关系也是对中国更有利，对美国没有利。中美贸易摩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是双方地位的变化，是双方重新评估外部环境和评估自己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个焦点问题，这个焦点问题如果处理得好，双方可能会避免更深的冲突。官方在这些问题上，在政策推进问题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妥的，在政策的应对上，并没有听从那些所谓专家的建议，比如打稀土战，打国债战、打汇率战等。
上海外国语大学徐佳教授以“美国经济衰退是否会终止贸易战”为题作专题发言。她认为，中美关系很多问题一直存在，爆发的关键是特朗普的出现，特朗普的存在有其意义，就算没有这个人，还会有另外一个特朗普的存在，美国这么多年发展下来，不平衡越来越明显。特朗普掀起的贸易战面临的不是政治方面的压力而是经济的压力，有时候不得不以一个缓和的状态去面对经济下滑。特朗普的支持率从2018年的年初起，总体认可度是有往上走的趋势。贸易战缓和不缓和还是跟政治层面，跟选举有更大的关系，到明年2020年11月份贸易战基本不会出现停止的局势，但会随着大选局势改变而改变。另外美国经济衰退信号显现，但暂不会到来。
中国人民大学余智教授以“美国对外贸易协定中的‘国企竞争中性原则’”为题作专题发言。他表示，美国对外贸易协定中的“国企竞争中性原则”，起源于1947年美国主导的《关税贸易总协定》(GATT)，最后在2016年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贸易关系协定》（TPP）进行了完善。“国企竞争中性原则”的核心内容是两个：一个是商业考量与非歧视性原则，即国有企业在商业行为中要按商业考量进行决策，不因政治考量对不同国家的企业实行差别性对待；另一个是禁止非商业协助原则，即禁止政府对国有企业提供偏向性扶持，以保证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民营企业在市场上公平竞争。国际贸易协定当中对这两个原则的规定非常详尽，是可操作的，不仅仅是口头上的宣示。
上海财经大学鲍晓华教授以“美国征税清单的影响分析”为题作专题发言。她表示，在美国征税清单尚未实施之前，2017年全年美国从中国的进口总额约为5000多亿美元。美国的征税清单分为三轮，分别覆盖了约500亿美元、2000亿美元和25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由于不同行业中国出口贸易额及其占美国市场份额不同，产品的需求价格弹性也有差异，美国征税对不同行业出口损失也有很大的差异。总体而言，机械设备、电子产品与设备等高端制造业贸易量减少的规模较大，金属制品、钢铁等普通制造业进口贸易减少的幅度较大。随着征税清单的扩大，普通制造业所受损失将超过高端制造业，纺织品、服装等最终消费品行业也受到了较大影响。除了美国关税，中国出口损失的量化还需要考虑其他因素，比如人民币汇率波动、贸易转移效应、产业链的上下游关系等。
上海外国语大学章玉贵教授以“中美贸易战趋势研判与目标指向” 为题作专题发言。他认为，特朗普作为当今世界政经与安全体系的最大变量，其发动对华贸易战，本质而言，是中国“入世”以来，在经济实力成长和全球贸易版图中的地位提升超出了美国的预期与实际控制边界。而试图以“大当量的贸易战”（关税）这种看似非理性实则蕴藏国家竞争策略的超常规手段，来最大限度钳制中国的发展。美方意图通过缩小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规模乃至实现双边进出口平衡，切断我从美方获取“真金白银”的努力。美方的中长期目标是割断我方与最发达经济体的技术联系，将我从全球高端价值链中硬生生剥离，乃至“清除掉”我方融入全球高端价值链的努力。把人民币的国际行为空间锁定在美元体系的范围内。最终目标是将我变成美国的超级经济附庸。
二、美国经济问题——聚焦金融专题
美国经济专题二：聚焦金融问题，第二场分论坛由上外陈淑梅教授主持。
吉林大学丁一兵教授以“美国经济金融化的性质与影响”为题作专题发言。他认为，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开端，跟IT领域大规模的创新关联，影响着现在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这一轮的格局变化，始自于1970年代，1980年代之后体现得更加明显。美国经济金融化和经济全球化以及美元体系是相互支撑的一整套运转体系，通过资金和产品不同方向的两个层面的循环流动，能够维持这一体系的运转。美国就业结构和不同部门之间利润率差异结构，决定了美国经济的金融化，无论是经过什么样的冲击，它的长期趋势会仍然存在。美国经济金融化导致在美国国内及全球层面形成了一种双重中心外围结构。未来美国经济金融化的持续及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态度，取决于美元体系主导的双重中心外围结构所面临的各种不确定性。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田晓林以“金融机构、资本流动和中美经济关系观察”为题作专题发言。他表示，全球金融资产、金控集团和养老基金等主要金融资源还是在欧美日（特别是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全球资管五百强的国家分布，从2007年2017年，美国在全球财富管理机构超过50%了，中国不到3%。在全球三百强的养老金公司里，美国占了将近一半，管理资产规模将近40%。欧美资本汇集比较明显，金融资本比较充裕；中国长期的竞争优势也比较明显的，市场化制度体系的改革需要进一步释放。从全球产业分工的格局，发达国家资本和中国劳动力、产业链的完整性优势上看，中美脱钩的影响还是会非常大的。
复旦大学沈国兵教授以“美国贸易逆差失衡与中国购买美国国债问题”为题作专题发言。他认为，从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平衡视角，作为商品贸易顺差国，我国央行持有大量美国国债是为了国际收支平衡得以循环下去。美元的国际货币信用，美元的国际交易货币、结算货币地位决定了美国必须承担逆差国。如果不购买美国国债，美联储将会量化宽松，然后美元贬值，我们持有的美元储备将贬值得更加厉害，所以这是一个很难的选择。美国逆差与美债在统计上亦有正的关联性。随着美国对中国逆差增加，中美需要维持这个商品领域和金融领域自循环体系，就必须要满足中美“共生共赢”关系。在风险不变的条件下，中国投资于美债的最优比重是与两国国债收益率的差是负相关。美国国债可持续存在，主要看有没有潜在的货币来挑战美元，只要没有，那可认为美债就是可持续的。
清华大学谢丹夏助理教授以“人民币国际化、汇率改革与中美经济关系”为题作专题发言。他认为，除了去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这样一个主动的动作之外，自身的国内汇率制度改革，能够起到实质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作用。由于我国的经济体量以及国际影响，国内的改革是可以直接导致人民币实质的国际化。从多角度考察人民币汇率和其他国家汇率的流动的影响关系可以得到以下结论。汇率制度改革本身就能够起到人民币国际化的作用，只要把汇率制度改得更加灵活，自然会影响全世界。美国可能现在还在希望我们更多的改革，更多的浮动，但他认为，这对美国经济有可能是一个双刃剑，一方面对国际贸易有一定的直接影响，但是长期来讲可能对美元地位也是有影响的。
复旦大学龚柏华教授以“美国单边金融制裁的长臂管辖与应对” 为题作专题发言。他表示，近年来美国涉华单边金融制裁明显加强。美国单边制裁主要是针对涉案美国法人及自然人。在美国领域的非美国人也受其管辖。美国单边制裁的长臂管辖“依据的是法规给定的“联系点“，如以美元结算或者与美元有关系，或使用了美国的金融机构，这些都是其能将管辖发生在境外事件的依据，这就是我们比喻的“长臂管辖“。一般认为美国单边制裁的长臂管辖是一种“法律霸权主义，但从技术层面上看，它又是经过精心包装成有其国内法依椐的。法律工作者需从国际法或美国法角度抗辨其行使管辖权的“连接点“是否存在。中国相关企业自身要有防范被制裁的合规意识。企业有合规措施，可以作为万一被动涉案时要求减免处罚的理由。
上海外国语大学章玉贵教授以“美国对华金融制裁的风险研判及应对” 题作专题发言。他认为，尽管中美之间存在着某种层面上的金融核恐怖均衡，两国之间爆发体系性的金融对抗将严重伤害各自经济体系并将对全球金融生态造成难以修复的负面影响。但对“上不封顶、下无底线”的特朗普政府而言，如果通过加征关税等常规极限施压手段无法较快实现阶段性目标，则金融制裁和长臂管辖作为美国以低成本进行战略讹诈的力量工具，完全有可能成为其对我进行高级别恐吓的手段。目前，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几乎都依赖于SWIFT进行跨境支付的报文传送服务。美方认为，若能趁我方在金融领域的力量杠杆尚在培育和成长、羽翼未丰之际，对我进行战术层面的打击，既能收获真金白银，还能对我产生震慑效应，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延缓我从制造业和贸易大国向产业与金融强国升级的进程。
三、美国经济问题——聚焦经济增长专题
美国经济专题三，聚焦经济增长主题，第三场分论坛由复旦沈国兵教授主持。
新发展银行（金砖银行）资深专家于书君以“美国经济复苏：亦真亦幻？”为题作专题发言。他认为，经济危机以后，美国跟它原来的经济增长趋势相比，是经历了巨大的，不可预测且是持续的GDP丢失。所以到底是它进入一个新的时代，还是这是内生和外生的变量引起的。持续降低了通胀，降低了利率，非常缓慢的经济增长，非常缓慢的低的资本投资，非常低的生产率增长，整个就业和工资水平也非常低。结论就是美国经济不是供给侧出了问题，而是需求侧出了很大问题。低利率，低通胀，是因为整个资本回报率偏低，需求不足，这在资本主义国家，包括欧洲和美国可能马上就会发生，而且对投资行业来说最流行的一个主题，是否欧洲和美国也会走向日本化，这是后续可以探讨的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杨盼盼副研究员以“美国经济周期观察与启示”为题作专题发言。她认为，从1854年开始，美国经济周期经历了三个周期。150年当中，她总结了以下规律。整体而言，美国经济周期呈现一个拉长的趋势；周期拉长的主要来源其实是经济扩张的时期变长了。她讨论了美国经济周期被拉长的原因：第一，经济的结构性变化，包括服务业与制造业之比上升、投资中建筑房产的下降以及杠杆由私人部门转向政府部门；第二，美国对于包括货币和财政等现代宏观经济政策的使用；第三，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在全球经济和全球化进程放缓的背景下，美国经济周期呈现的特征及其政策含义值得进一步关注。
上海外国语大学余宇新副教授以“技术演化视角看美国经济增长”为题作专题发言。他认为，美国经济增长70%由技术推动的结果，从技术角度去看美国经济增长抓住了其主要矛盾。美国技术进步很大程度上是其政府研发投资支持的结果，但最近十年来它的投资支持力度下降了很多。由于短期技术对经济效率促进作用放缓，美国经济在短期应该会增速有所下降。现有技术对经济增长主要体现为存量效应，是技术对劳动力要素的替代所致，内部结构失衡会进一步加剧。在可预见的未来基础科学革命的应该还不会到来，意味着未来中长期技术发展对美国经济增长作用也会有限。所以技术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是存量要素效率提升上，缺乏革命性增量新要素的推动作用。
清华大学刘斌副教授以“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及其未来”为题作专题发言。他认为，当前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失衡的原因是，霸权国相对经济实力在下降，导致这些国家政治的不稳定，对其他国家特别对追赶国搭便车行为的不满，进而霸权国实行选择性的供给行为。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呈现三足鼎立之势，出现明显的区块结构。这是鞠建东教授和我们团队近年来形成的一个核心观点。未来的全球经济治理势必是竞争共存的体系，并且这个治理体系可能在中长期来看是一个稳态的结果。因此，美国主导的霸权治理体系一定会转向竞争共存的治理体系；竞争共存治理体系将是一个长期的稳态结构；尽快推进亚洲经济一体化，是实现竞争共存全球经济治理模式的重要路径。
中金公司黄海洲博士以“美国经济增长的活力与阻力”为题作专题发言。他认为美国的人口结构和全要素生产率在大的发达国家中属于最好。美国财政、货币和监管政策对动态风险冲相对及时有力。美国也是全球化过程中最大的受益者之一，借全球化之力把一些科技创新型公司做成为了万亿美元市值的全球龙头公司。当前，面临一些市场不确定性，美国公司资本投入不足。贸易摩擦加大了不确定性，使得不少美国企业在投资决策时观望。贸易摩擦也使得一些全球化的美国企业盈利能力下滑，并进而导致美国经济增长的动能下滑。
中国国际金融总公司黄海洲博士专题发言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