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外媒报道，中国拟出台新规进一步限制资本外流，其核心要点是适当收紧对外投资额度与大型并购项目，以遏制资本外流。笔者认为，在人民币现实性的贬值压力依然存在，外汇储备持续流出的情势下，中国适当扎紧资本外流篱笆，必要且必须。
外储规模触及国家安全底线
最近两年，中国由净资本输入国变成净资本输出国，对外投资呈现爆炸式增长，其中去年的对外非金融类投资总额高达1210亿美元，而今年仅仅前10个月即达到1460亿美元。在被视为重要指标的外国直接投资（FDI）领域，则将出现净赤字，这是相当罕见的。据有关媒体披露，除FDI以外，中国今年第三季度资本和金融账户赤字高达1760亿美元，远高于FDI外流的310亿美元。这些所谓的“热钱”流出包括股票和债券投资，以及贸易信贷和其他银行贷款。随着资本外流的不断加剧，人民币贬值压力随之增加，市场有预测，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不排除在年底前跌破7.0的心理关口。而为了遏制人民币下行压力，中国央行被迫进场干预，导致外汇储备不断下降。如今，中国外储总额已从2014年6月份的3.99万亿美元高峰值跌至今年10月底的3.12万亿美元，降至2011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预计中国外储的整体缩水格局短期内难以出现根本性逆转。
尽管中国目前的外储整体规模仍居世界第一，但若无法找到遏制外储大规模消耗的有效措施，则中国外储还能“烧”多久的话题有可能成为关乎国家经济安全的命题。笔者并不认同有分析师所说的中国仅需要2万亿美元外储的估算，其估算依据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相关建议，例如外储应占到短期债务的30%、出口额的10%、广义货币的5%至10%，等等。因为对于整体资本品并不丰裕且金融监管水准并不高的中国而言，假如外储加速缩水跌破3万亿美元乃至跌破2.5万亿美元，则国际资本届时肯定将空前拉高唱空中国经济的分贝，这又将进一步加速在华资本的外逃。因此，3万亿美元的外储应当是确保中国经济安全的底线安排。
人民币入篮并非高枕无忧
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逐步开放，资本进出越来越容易，客观上要求中国必须做好应对金融市场波动的相应准备。去年以来中国出现的金融市场巨幅动荡，反映出中国在管理复杂经济与金融体系方面的研究与政策储备不足。人民币自今年10月正式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之后，其对中国货币国际化带来的显性收益短期内很难体现，且由于中国先前为了满足相关主导国的要求，在资本项目开放领域采取了相当自由化的措施，客观上造成中国在金融开放与监管方面的脱节局面。中国最近几年来的金融开放步伐已大大超过了配套监管措施的进度，使得中国应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能力事实上呈下降趋势。央行跨境资金流动检测管理信息系统尽管已经初步发挥作用，但在跨市场、跨产品、跨行业监测与预警等方面依然不足。一旦出现大范围的风险波动，就显得进退失据。
作为正在进行战略转型与国际角色切换的超级新兴经济体，中国必须保持相对充裕的外汇储备，必须保持本国货币币值的相对稳定。只有人民币深度介入到全球各个层次的资产定价与交易体系中，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国际货币。显然，随着人民币国际行为空间的不断扩大，作为人民币的发钞行与管理机构，中国央行承载的使命将更为艰巨，面临的国内外各种挑战将更为复杂。
令人担心的是，在工业化和经济战略转型远未完成之前，如果持续保持资本净流出趋势，一旦国内系统性经济风险爆发，不仅有可能令我国经济全面失血，更有可能在加剧国内产业空心化的同时显著增加促就业和稳增长的难度。假如我国无法保持外来直接投资的增长趋势，则很有可能在尚未完成工业化的条件下就将被迫充当全球主要的资金提供国；另一方面，中国日趋严重的系统性经济风险暂时找不到有效的化解方案，而产业空心化趋势的不断强化又将蚕食原本就脆弱的比较优势。未来五至十年，倘若经济未能实现整体升级，经济增长的福利效应亦未能得到显著改善，又缺乏足够的财力支撑社保体系建设，一旦中国经济的既有增长动力趋于衰竭，届时不仅无法启动凯恩斯主义刺激方案，又将面临工业化国家的上游挤压以及新兴经济体的压迫性竞争，则内外失衡的中国经济将面临更大的风险。
高度警惕预防市场风险
日前，包括外汇局、央行在内的四部门在联合声明中表示将“把推进对外投资便利化和防范对外投资风险结合起来”。这是及时填补金融漏洞的积极举措。金融是全球最高层面的分工表现形式，尚未掌握复杂金融管理能力的中国，在执行金融开放战略时，必须以本国市场为立足点，以前瞻性的预期设计和对金融风险的敏锐察觉，稳步推出中国金融开放与发展政策。我国既要战略性嵌入现存国际金融体系，更要通过主动性的战略设计，引导有关参与主体共同培育竞争性的全球金融体系，中长期而言，人民币迈向全球主要货币势必引致美元价值的重估，这是国际范围内的既得利益者不愿看到的。而中国在现阶段尚不是全球资本市场的熟练玩家，在诸多约束条件下，中国必须以高度的警惕感审视人民币汇率深幅波动的风险，切不可因为眼馋人民币国际化红利而放松金融安全篱笆。
从东南亚国家过往的教训来看，货币一次性大幅贬值极易触发危机，当前应当在继续放松资本流入管制的同时，严堵地下钱庄等资本外流的非法与灰色渠道，同时采取托宾税等方式，减缓资本外溢，稳住市场预期。在资本为王的时代，既要重视基于实体经济发展的资本积累与有效的资产配置组合，更要特别警惕在“羊群效应”的集体行动逻辑下，国际金融资本对中国市场机会尤其是投资前景的唱空意图。宣传部门必须以真实经济数据和前瞻性的分析积极引导国内外舆论和市场主体的判断，因为充分的信息和准确的数据是理性决策和减少误判的根本前提。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2016年12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