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信用评级机构依然稀缺但评级信息释放日渐泛滥的今天，市场对评级机构有时并非那么严谨的结论似乎感到厌烦，甚至采取了“用脚投票”的态度。近期发生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经济故事演绎就是新的注释。
3月2日，全球指标性的评级机构穆迪将中国主权债券评价展望从稳定下调为负面，次日又将中国多家金融机构和国企的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引起了市场和舆论的广泛关注。穆迪给出的理由无非就是中国政府债务水平不断上升、资金流出导致外汇储备下降以及改革面临巨大挑战、政府为解决经济失衡而实施改革的能力存在不确定性，等等。标普也给出了类似的评级。只是市场似乎对此并不感冒，上证指数和恒生指数分别在当月上涨了11.6%和8.9%；而来自中国央行的数据显示，人民币汇率企稳的趋势正在逐步确立，3月份中国外汇储备出现自去年10月以来的首次上升，达到3.212万亿美元。而分析师原先预计该月会继续下降。尽管市场的短期表现和长期波动往往并不一致，但穆迪和标普想必会对评级魔棒的暂时失灵感到“心塞”。
相形之下，惠誉的做好就显得老辣些，这家机构在本周三发布的一份特别报告中指出，尽管高企的不良贷款水平是中国面临的一个问题，但全球投资者担忧的中国经济放缓问题不太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硬着陆。惠誉仍然维持对中国信贷评级前景的“稳定”评级。惠誉的上述报告某种意义上说等于打了另两家机构的“脸”，尽管惠誉也希望中国继续推动结构性改革，控制债务风险，保持币值相对稳定。
三大评级机构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的不同判断，不免令人感到困惑：到底哪家的结论更具权威性与前瞻性？评级的基准是否值得推敲？换句话说，三大评级机构的边际影响力是在增加还是减弱？究竟谁在听或者谁会听他们的意见？笔者注意到，有市场研究人士认为，现在除了一些因委托责任而必须听从评级机构意见的金融机构，例如养老金和保险公司，没有多少人把他们当一回事。这话尽管听起来比较刻薄，毕竟穆迪曾被誉为全球两大超级强权之一，其在市场上的影响力尤其是对投资者心理预期的影响力不容忽视，但市场显然不再一味迷信。
其实，无论是惠誉还是穆迪、标普，他们作为国际金融市场上的重要参与主体，代表的应该是独立评级机构对某一评级对象的现状与未来预期的客观评价。对一国经济前景的评级而言，其发布的评级报告，既要尊重目标经济体的基本面，也要能够前瞻性反映该经济体的发展预期，并能够及时提示经济风险。但预测某一经济体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超级新兴经济体的走势显然是非常艰深的命题，高盛等国际顶级投行经常修正自己对中国的增长预期就是一例。因此，需要极其充分的信息和精准的数据为支撑，才能根据有关市场信号给出相应的判断。而就三大评级机构关于中国主权评级的不同结论来看，笔者很难相信这些报告执笔人究竟为此做了多少扎实的工作。正如当年高盛分析师认为油价要攀升至150美元每桶的预测一样，更多时候恐怕是这些分析师们在办公室里的直觉判断。其目的肯定是为了这些国际金融资本的经济利益。例如，高盛和大摩等一方面通过发布投行报告，基本不考虑传统意义上的原油定价机理，人为设定原油价格走势；另一方面却大举买入原油期货合约，进而在一种陌生且全新的“原油纸货”世界里，创设一种与炼油厂或者石油用户买入原油期货合约所产生的真实需求契合的投机性原油需求，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按照它们的意志为石油定价，牟取暴利。何况，三大评级机构均有着在全球经济处于不稳定的敏感时期扮演着落井下石的不光彩记录。这一点，希腊等当年的欧债危机较为严重的国家有切肤之痛。另一方面，国际评级机构的看空行为恰恰折射出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在培育类似金融力量工具方面的短板。默克尔总理早就呼吁欧洲应当有自己的权威评级机构。否则，将很难摆脱美国对欧洲的经济锁定。
当然，眼下中国经济的确处于较为困难的时期，这些困难，既表现为既有增长动力的衰减以及在培育新的增长动力过程中预期产出的不确定性，也表现为政府在处理多年来经济发展沉疴时遇到的诸多约束，这也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突破的重要环节，以及在新的开放经济环境中，在中国经济的外溢效应远远大于十年前的情势下，如何在将债务风险控制在安全边际之内的同时，还能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而在难以同时实现利率与汇率稳定以及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前提下，如何巩固稳健的储备资产体系，亦是高难度命题。
经济直觉一向灵敏的中国决策层比任何域外市场主体都更加重视中国可能面临的“硬着陆”风险，因为盲目回避问题本身就是不自信的表现。去年6月以来，中国出现的股市动荡以及随后的汇市动荡以及随之出现的资本外流，加上实体经济一直在下行区间里徘徊、市场对房地产泡沫可能破裂经济将进入“L”型周期的担忧，使得中国将防范可能出现的系统性经济风险作为经济工作的头等大事之一。说明对于中国经济前景的判断与把握，中国政府和长期浸润于中国市场的相关人士既有清醒的认识，更有着真正的发言权。充分的信息和准确的数据加上对市场的长期浸润，是理性决策的前提。判断一国经济增长前景，一是要看支撑该国经济发展的内生性因素是否稳定，二是该国对经济积弊的改革决心是否坚定，三是基于技术进步与金融创新的微观主体的市场活力程度。而从上述视角来看，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并未消失，中国在过去一年里致力于激活微观主体市场活力的努力正在取得成效，中国政府并未停止改革步伐，而是积极寻求关键领域的改革突破，且中国还留有足够的政策储备，一旦经济出现断层，将会通过强有力的综合改革措施来应对。
作为国际投资趋势变迁的晴雨表，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前景的判断最具现实参照意义。去年，一些西方机构不时炒作中国出现了“外资撤离潮”，但实际情况是，尽管中国政府不再给外资“超国民待遇”，去年中国吸收的外资规模仍达1263亿美元，同比增长了5.6%。今年以来，中国实际使用外资也呈现增长态势，说明中国的营商环境和经济发展前景依然对国际资本有着足够的吸引力。而联合国贸发会议不久前发布的调查报告称，中国在2015年至2017年仍位居最具前景的投资目的国首位。类似的调查结果也出自于中国美国商会、中国欧盟商会、日中投资促进机构的调查报告中。说明市场对评级机构的悲观结论并不买账。
世人应当记得，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无数曾被信用评级机构（例如标普）冠以投资级的房地产抵押债券和各种结构化金融产品，被重新评估为垃圾级。使得市场达成的共识认为，评级机构的“评级膨胀”行为是造成金融危机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当然，即便是遭到美国政府的罚款，标普等评级机构也不认为自己真正有罪。
市场应当反思的是，谁惯坏了这些“超级坏孩子”。穆迪应当反思的是，如何重建自己的声望机制。
自信来自于经济基本面和改革动力，像中国这个规模超过10万亿美元且正在孕育新的增长动力的巨型经济体，任何单一机构要想做空或者唱空，根本没有可能性。这个自信，中国必须有。
2016年4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