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中美投资协定确立巨型经济体合作范式

发布时间:2017-03-09浏览次数:272


中美BIT谈判关乎全球经济前景


  在博鳌亚洲论坛“中美投资协定”分论坛上,中美有关与会代表均对业已取得重要进展的中美BIT谈判前景持乐观积极态度,表明在全球经济面临脱轨风险、投资贸易规则呈现碎片化与集团化的背景下,作为全球两个最重要的经济体,美中在维护全球经济与金融稳定、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投资贸易新规则等方面保持高水准合作,不可或缺。

  根据商务部前部长陈德铭的判断,中美BIT谈判应该快到终点,因为文本谈判的重要核心内容已经结束;而双方在极为重要且敏感的负面清单与出价问题上正朝着达成最终妥协的方向努力。尽管要给出双方签署BIT谈判协定的具体时间表并不那么容易,但整体战略目标渐趋一致的两大经济体,在未来某个时间节点向世界释放达成高水平投资协定的信号,已是可以期待的现实指向。

  中美BIT协定谈判启动于全球爆发百年一遇金融危机的2008年,也是中美两国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谈判达成一致之后,双方在经贸领域最重要也是最为复杂的谈判项目。2013年7月,双方同意进入“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实质性谈判,并在第十九轮投资协定谈判中首次交换了负面清单出价,意味着极为敏感的负面清单被提到了双方的谈判桌,而在今年1月份的第二十四轮投资协定谈判中,双方根据两国元首去年9月就BIT谈判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围绕各自的负面清单展开深入磋商。预计再经过数轮磋商,双方将在此领域达成一致。

  笔者注意到,中美展开BIT谈判的时间进程尽管历时近8年,在此期间,双方与其重要经济伙伴在贸易规则重构、双边乃至多边自贸区谈判方面亦同时进行,且各自取得了重要进展。对美国而言,无论是2016年2月4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12个成员国代表在新西兰签署了该协议,表明这一巨大规模贸易协议距离真正付诸实施只是时间问题;另一方面,美欧之间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也在加速谈判,双方有意愿达成全面且具有高标准的协议。对中国来说,则在三个方面发力,一是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二是积极主导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三是以点带面,通过中韩、中澳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与实施,渐次落实亚太自贸区北京路线图。不过,整体而言,中美各自构筑的投资与贸易版图,无论怎么扩大,均绕不开双方早已密不可分的经济联系,这也是中美最高决策者着力推动双方达成高水平投资协定的战略出发点所在。

单一国家难以主导投资规则变迁

  尽管舆论不时渲染TPP、TTIP、RCEP以及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外溢效应,尤其是作为全球最有实力和动员力的两大经济之间可能的经济碰撞对全球经济造成的影响,但没有人认为中国会走向经济领域的战略对抗,即便是奥巴马在TPP谈判取得重大突破后宣称决不能让中国书写规则,其在宣泄之后也会冷静思考,美国当真能够实现与中国的战略利益切割吗?美国当真有能力将中国排除在全球投资贸易规则制定的权力圈?

  毋庸置疑,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贸易、金融早已高度一体化,相互投资规模不断增大的今天,任何主要大国都不要指望在本就是自己重要经济伙伴面前筑起投资与贸易规则隔离墙。尤其是排名全球经济前两位的美国和中国,更是如此。中国作为全球既有贸易体系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自加入WTO之后在积极承接全球投资与产业转移的同时,也将本国贸易价值链延伸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在体量增长和渗透力方面甚至将美欧和日本这些昔日偶像逼得有点透不过气来,中国也在最近两年成为净资本输出国,一跃成为全球重要的投资大国,其中对美国的投资正在急速增长。但中国迄今取得的贸易成长本质而言并未显著改变全球既有贸易格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美欧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的投资尽管规模不断扩大,但根本谈不上改变全球投资贸易规则。美国依然是这个世界上从贸易价值链获益程度最多的国家,尤其在服务贸易和高附加值制造业贸易方面,中国远非美国对手。而中国采取的一系列积极扩大贸易体系自主权的对外战略,并非谋求排斥美国。中国深知,如果形成与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体系对抗,肯定得不偿失。另一方面,美国要想在亚太架空中国贸易影响力,说易行难。况且中国已经表达不排除加入TPP的立场,正如中国欢迎美国随时加入亚投行一样,实际上是非常理性的国家思维。如果双方能够在投资协定谈判方面最终达成一致,则将形成中美共同推动全球投资贸易规则重构的局面。


中美亟待尽快确立经济合作范式


  作为全球最为重要的两大经济体,美中复杂且紧密的经贸联系是两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基石。中美正在着力推进的高水平投资协定(BIT)一旦达成最终协议,不仅有利于改变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分工格局,而且可以将为代表不同体制的超级经济体之间的有效合作提供极为重要的参照系。最终将推动全球迈向更高水平的经济合作,促进稳健增长。

  对有远见的两国政治家和商业领袖而言,即便中美两国的矛盾再复杂,也不妨碍两国携手放大共同利益,并在竞合中确立两国经济合作范式。因为无论是全球层面上的经济增长、金融市场稳定、贸易新规则重构,还是中美各自复杂经济问题的有效解决,乃至两国谋求全球经济再平衡,促进本国经济稳健增长,都需两国在寻找利益共同点的基础上,打造全球层面的体系担保人角色。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2016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