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在中国经济深度嵌入全球核心价值链的今天，作为全球最主要的两大经济体，中美两国在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日渐增多，没有人怀疑中国有朝一日会成为美国的最大投资国。无论是全球层面上的经济增长、金融市场稳定、贸易新规则重构，还是中美各自复杂经济问题的有效解决，实际已拥有更多共同利益、面临更多共同挑战。因而，不管矛盾如何错综复杂，也应不妨碍两国政府与民间携手放大共同利益。

  与7年前相比，全球经济与金融的稳定基石似乎出现了更大裂缝。

  7年前，由雷曼兄弟破产引爆的超大规模金融危机，其对全球抗击打能力较弱经济体造成的“达尔文主义”式冲击，直到今天依然未能彻底修复。此轮危机在将全球自2003年至2007年黄金发展时期所取得的成果吞噬殆尽的同时，也给全球经济的未来发展注入了新的不确定性，全球经济或将因此步入十年寒冬。尽管之后在全球经济火车头—中国的一揽子刺激政策带动下，在全球20个最重要经济体（G20）经济政策的局部协调下，各国相继迎来弱式复苏，但整体而言很不稳定，基本上是在假性复苏与局部衰退之中徘徊。而在这7年间，主要发达国家不时启动的量化宽松政策，在损人并不最终利己的同时，也为全球经济发展与金融稳定注入了新的不稳定因素。

　　作为全球经济的两大龙头，中美两国经济在过去7年中的整体表现乏善可陈，但已是排名前十位的经济体中表现最好的。7年前，中国尽管面临被动式衰退，但在当时的中国经济政策工具篮子里，并不缺少对经济热启动的有效工具。世人看到，中国仅凭一己之力就能对处于深度衰退的全球经济施行人工呼吸，中国在从衰退泥淖中率先上岸的同时，也通过向美国经济注入流动性，直接带动了美国的复苏。对于中国为全球经济与金融稳定的贡献，G20成员国在匹兹堡峰会及伦敦峰会上均予以充分肯定。在那几年，除中国之外，没有其他国家可做到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0%左右。中国不仅在过去7年里将经济规模由5万亿美元迅速做大到10万亿美元，而且在贸易体量方面也跃居全球第一，中国还以本国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为基础，通过有效的机制化设计，向周边国家和世界提供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公共产品，并尝试扮演区域性的体系担保人角色。至于迄今为止仍是全球唯一超级经济强国的美国，过去7年尽管有备受世人诟病的量化宽松政策陆续出台，尽管有不少包含战略打压中国经济的双边或多边动作，例如为配合重返亚太战略所采取的一系列经济围堵，尤其美国主导推动环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尽早签署。但华盛顿部分政客的喧嚣并没有形成对理性的商业领袖和科技巨头的全面思想渗透，美中经济合作依然是美国绝大多数财经大佬们的共识。事实上，相对于TPP，美国商界领袖对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T）给美国经济带来的福利效应更抱有期待。高盛负责人干脆将BIT视为中美关系的历史性契机。而像苹果等科技巨头，对中国市场更是抱有太多期许。

　　世人都已看到，今天的中国早已不再只是净资本输入国，而已初步具备了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力，有能力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发达国家输出资本和生产线。美国商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去年中国对美国的投资超过95亿美元，与中国刚刚加入WTO[微博]的2002年时相比，增长了20多倍。而就在5年前，中国对美国的投资还不足35亿美元。而今年上半年，中国对美投资就达到64亿美元，而且这个趋势还在持续。没有人怀疑中国有朝一日会成为美国的最大投资国。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在中国经济深度嵌入全球核心价值链的今天，作为全球最主要的两大经济体，尽管各自经济政策必须首先服务于国家利益，但却不能在非合作性博弈道路上愈走愈远。

　　在全球经济依然存在巨大不稳定之际，在雷曼兄弟破产7周年之际，在中美两国经济亮色均不明显的时刻，习近平主席下周将出访美国，这就是一件极具国际责任感和饱含合作性博弈因子的大事。先得承认，中美之间确实存在战略利益的冲突，这是作为两大经济体国家关系中的常态性存在，无须回避。而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对中国、对中美关系发展趋势的顾虑、忧虑乃至焦虑显著上升。在美国国内有关对华战略的辩论中，一些学者和政治精英认为中美双边争议问题日益突出，且短期内难寻符合两国利益的解决之策，因而称美国对华战略共识趋于“消解”，中美关系达到了“临界点”。对此，一些舆论对中国牵头成立的亚投行、金砖银行等公共产品的宣传报道带有明显的阴谋论色彩。事实上，中美经贸总量超过5500亿美元，两国之间建立了近百个官方沟通渠道，双方人员往来每年近500万人次。除了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已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中美两国在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的合作日渐增多，实际已拥有更多共同利益、面临更多共同挑战。

　　日本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挑起与中国在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的非合作性博弈，盖因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提升超出了日本的预期，而日本赖以主导亚洲政经事务的前提当然是日美同盟。因此，向来具有强烈优越感同时对自身又具有强烈不安全感的日本，对TPP谈判的热望，对中国牵头成立亚投行的抵制，从本质上而言，就是不希望亚洲经济的发展脱离日本的秩序框架控制。但是，面对绝对经济体量早已超过日本的中国，日本在中国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以及中美战略与经济合作中制造杂音的行为空间只会越来越小。

　　中国决策层和商业领袖深知，美国是这个星球上最有战略谋划能力的国家，国家利益永远是白宫和华尔街金融资本对华经济政策首要考量对象，美国依然握有不少锁定对华经济战略力量的工具，中国无论是在制造业、金融业还是贸易价值链环节，短期内都不具备全面超越美国的能力。沪深股市近三个月来的大动荡，说明中国离建立强大的资本市场还有相当长一段距离要走。而要启动约束条件重重的国企改革，中国当然需要借鉴美国的市场经验，当然更要找到能破解这一世界级难题的钥匙。

　　对有远见的两国政治家而言，不管中美两国的矛盾如何错综复杂，也应不妨碍两国携手放大共同利益，只有疯子才会引爆中美战略冲突。无论是全球层面上的经济增长、金融市场稳定、贸易新规则重构，还是中美各自复杂经济问题的有效解决，都离不开有远见的两国政治家和商业领袖在寻找利益共同点的基础上，将两国打造成为全球经济与金融的稳定之锚。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2015年9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