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29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无法低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签字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尽管这天A股大面积跌停，尽管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7个创始成员国主动失去了首发机会，但这些插曲显然无法阻挡亚投行筹备工作的超预期成功。
与此同时，在一衣带水的日本，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无论是决策层还是产业与金融资本家，乃至各色舆论，无不紧盯英法德等经典资本主义强国和超级新兴经济体中国合跳的这场集体金融舞蹈。
丧钟真要为美日而鸣？
美日关于亚投行的一副酸唧唧心态恰恰反映出他们对这个变化世界的刚性傲慢。
所谓君子之腹岂非小人所能度，真实世界早已不兑现静态的一般假定。如今中国在做的，正是亚洲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多年来想做而不敢做或者根本做不到的；今后中国准备做的，正是亚洲和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期待我们去做的。经济学家出身的楼继伟财长说得够直白：亚投行将为亚洲和全球经济发展承担更多国际责任。而作为极具前瞻眼光的世界级领导人，习近平将亚投行的使命讲得通俗易懂，中国的目的就是要推动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深化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发展。换句话说，作为具有复古意义和现代价值的“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亚投行的成立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全球公共产品供给的范式转换。
长期在金融报道和评论方面保持着顶尖水准的英国《金融时报》，在6月29日的网络版报道中，将中国发起成立亚投行，称作中国进军金融外交和全球经济治理的最雄心勃勃的初步尝试。而《华盛顿邮报》亦在同日忧心忡忡的表示，这项旨在促进地区经济但同时使北京处于核心地位的协定签署，凸显中国日益增强的全球影响力。在这场国家综合协调力和领导力的博弈中，美日是最引人注目的缺席者和失败者。当然，优越感依然十足的这家报纸不忘给美国打气，断言亚投行不大可能改变全球金融秩序，而美国和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美元仍占主导地位。
言为心声，作为全球排名前两位的传媒强国，美英“喉舌”不少时候要比中国同行更讲政治。早在2010年的G20伦敦峰会上，它们就嗅到了中国开始散发的大国金融气息。众所周知，国际体系的变迁往往是由一系列具有指标意义的事件引致的。如果将时间光谱前移到71年前的1944年，则当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华盛顿山饭店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不仅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而言是新旧经济霸主进行金融权杖交割的历史性舞台，甚至对全球经济来说，长期充当无冕之王的美国，通过此次会议顺势将自己升格为全球无可争议的超级经济与金融强国，并由此开启了美国主导的机制化霸权时代，美国因此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主要担保人。而从1944年至2014年的70年间，美国尽管在经济领域的主导权受到过欧洲和日本的挑战，但整体而言凭借其超强的国家综合竞争力还是较为稳固的把持着由其主导设计的国际经济秩序。本次希腊债务危机尽管在欧元区框架内达成了协议，但经此番折腾，欧元区作为全球经济三大支柱之一的地位将不可避免下滑。
全球经济需要新担保人
另一方面，全球经济格局变迁也随着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所担角色的不断升级而正在发生微妙变化，如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正从一般意义上的沟通与协调平台，升级为积极主导全球经济与金融治理的机制性安排。这从本次金砖国家的乌发峰会的有关成果即可反映出这种变迁趋势。还是实力成长决定国家行为空间：与71年前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的经济地位相比，如今美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比重已从占世界45%的份额下降到不足四分之一，中国已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外储大国与贸易大国。而从国际经济秩序变迁史来看，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初步完成工业化和初步建成相对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后，其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中的诉求就不仅仅是一种被动适应，而是基于已有的经济力量，积极寻求参与国际经济话语体系建设甚至重建话语体系，包括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而西方一定会利用既有公共产品和相关力量工具迟滞或者阻扰中国积极主推区域性乃至全球性公共产品，却很难阻挡中国积极构建多边合作体系的努力。从这个角度来说，以亚投行为代表的跨区域制度安排，标志着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决策者们为了摆脱既有国际经济体系的战略锁定，通过主动创设并拓展服务于国家利益的多边合作平台，以国际共识、对话机制和多边协议消除分歧，促进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从共享中获取利益，在积极提升既有全球经济分工体系话语权的同时，也在尝试参与承担全球经济体系担保人的角色。
众所周知，今日全球金融体系的最后担保人依然是美国，而其保持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控制力，除了以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显而易见的机制化霸权体系之外，其背后蕴藏的则是美国直到今天依然独有的一项特殊优势，即密布全球的海上力量投送与打击体系、柔性商业干预和无形的金融控制体系。换言之，美国自1944年以来所扮演的全球经济体系最后担保人角色，所依仗的主要有两个力量工具：武力和金融。前者蕴含的是对高科技领先优势的长期把持，后者则是强大制造业、全球贸易高边疆和金融定价权的有效整合。因此，现代金融绝不仅仅表现为银行、证券、债券和货币的体系化存在，而是对一国科技、产出、创意以及国际协调力与领导力的全面萃取。而自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来，无论是日本还是欧洲，都由于在上述综合竞争领域存在某些软肋，加上地缘政治的约束，最终无法成长为全球经济体系的担保人。
不过，在最看重趋势变迁的美国人看来，中国主导成立的亚投行却有撬动全球经济担保人角色变迁的倾向，一向在维护美国既有国家利益方面可谓殚尽竭虑的美国前财长萨默斯，不久前撰文告诫白宫决策者，华盛顿未能以积极和开放的姿态应对中国主导的亚投行项目，特别是未能说服十几个传统盟友参与该机构，使得美国有失去全球经济担保人的危险。而环顾今日世界，似乎正朝着新维多利亚时代的格局演进：美国（在英国协助下）作为霸权国家仍具领导地位，但正在丧失绝对优势地位；多个次级经济和军事力量中心迅速崛起；数种储备货币并存，全球公地（Global commons）保护职责由一国扩散到多国，竞争和动荡成为新常态。
亚投行的成立，其背后所蕴藏的正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优质产能全球化配置、可复制的商业模式设计、金融服务的区域和全球化搭建以及相关国际协调力和动员力方面取得的突破性进展。如若亚投行运行取得预期成功，则呈现给世人的是新兴经济体完全可以也应该向国际公共产品体系提供更多的功能服务与范式设计，最终目标是发育成为全球经济体系担保人。
事实上，从亚投行的相关投票权设计来看，中国显然不愿重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既有国际经济组织的刚性化特权安排。众所周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质而言是美国基于霸权稳定论的公共产品，而这两个公共产品，事实上又是美国国家利益的私有品。美国被广大发展中国家所诟病的正是其对上述两大国际经济组织的独家垄断。由于份额和投票权的分配是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决策机制的基础，其设计一直都遵循着基于经济规模的分配原则。这就使主要发达国家在决策机制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有效多数的规定又赋予了美国以否决权。因此，发展中国家多年以来要求改革两机构的治理框架，包括要求重新审核基金份额、扩大基础投票权、增加发展中国家投票权比重和话语权、废止美国事实上的否定权等。发展中国家呼吁在设计份额和投票权及其分配的过程中，除了反映已有经济规模的总量指标，还应前瞻性地考虑能够反映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的指标，从而保证制度设计的前瞻性和动态的公正性，体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潜力及相应的话语权，以利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发达国家尽管也要求进行改革，但它们是现存国际金融体系的主要受益者，因此它们并不真正下决心对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更不愿放弃在投票权等问题上的既得利益。
中国拥有的297.804亿美元的认缴股本和26.06%的投票权，既是确保亚投行顺利运营的基本前提，也是中国在这个新兴经济组织中承担最重要职责的体现。而且根据相关制度设计，随着新成员的不断加入，中国及其他创始成员的股份投票权和基本投票权将不断被稀释，不排除中国的投票权最终降至20%。而中国业已表示无意寻求独家垄断，而是以亚投行为标本，致力于多边开发金融体系的民主化治理。例如，理事会采用的简单多数、特别多数和超级多数原则进行决策即是为了保证普通参与主体的基本权益，而在重大问题上尽量以达成一致的方式决策而不是靠投票权决定的原则，即摒弃了美日在世行和亚开行拥有的否决权。体现了亚投行的公平化和民主化。
而在主要治理结构的体现方面，中国在向亚投行输出金立群这样的战略性行长之后，后续一定会着力培养类似的具有国际前瞻性和国际责任感的高阶金融专才，以发挥领军作用。
当然，亚投行的真正考验期尚未到来，中国和其他创始成员国以及将来有可能进来的美日等，必须尽快构建战略博弈与利益分享机制，以防合成谬误现象出现。亚投行必须重视发挥印度、俄罗斯等区内大国的关键作用，也必须适当照顾韩国、巴西和澳大利亚等国的权益。而对于英法德等欧洲经典资本主义大国来说，他们当然会十分看重在亚投行股权分布与董事会席位安排中的话语权。中国不会无视英国这个全球第二金融强国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能够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从全球经济格局变迁的视角来看，中德之间的经济金融合作至关重要。因此，无论是伦敦还是法兰克福，都会在亚投行的地区运营中心设置中享有不少机会。如果有朝一日美国和日本加入亚投行，则美日的相关权益至少不低于中国在亚开行的相关权益。未来，亚投行的有关参与主体有可能在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建立健全该组织的运作机制，为亚洲乃至域外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有效且可复制的投资与金融发展菜单。尤其是中国，在积极主导亚投行建设的过程中，既要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建立透明高效的治理体系，更要解决与合作伙伴的各自利益诉求的有效安排难题。也就是说，中国必须牵头拿出十二分的使命担当，合理解决与合作伙伴可能存在的利益分歧，这样才有可能形成合力，增强机制化平台的生命力。中国更需尽早培育一大批战略性金融人才，以因应多边金融合作组织建设与发展的需要。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2015年8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