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动力来说，中国暂未找到能够全面支撑政府与市场所期待的下一个经济奇迹所需的关键性动力之源。经济再平衡、前瞻性的技术投入、产业与金融资本出海以及人力资本的提升，等等，均是促进经济增长轨道切换的基础性准备工作。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均不应期待在绕开经济战略转型的背景下求得下一个经济增长周期的来临。
国务院日前批转发改委《关于2015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要求推进简政放权、国企改革、财税改革、城镇化、对外开放以及民生保障等六大领域的改革。今年的深化改革意见较往年进一步明确了相关领域的具体改革方案。特别是强调要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为核心，以政府自身革命带动重要领域改革，着力抓好已出台改革方案的落地实施，抓紧推出一批激活市场、释放活力、有利于稳增长保就业增效益的改革新举措，使改革红利转化为发展新动力。
笔者期待作为推动中国整体经济改革最重要载体的国家发改委，能够在接下来的半年时间里，在最高决策层的支持下，协调有关部门，针对本年度定出的39项具体改革清单，敦促各级各地政府，逐一加以落实。其中尤其要以要素价格改革、财税改革、金融改革以及国企改革等关键领域的改革为突破口，力争在“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交出一份较满意的改革答卷。
在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中，“十二五”既是中国上一轮长波经济周期收尾之后的过渡时期，又是中国孕育下一轮经济增长的关键时期。严格意义上说，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取得的高速增长周期在2007年底就结束了。之后，得益于政府在反危机期间启动的一揽子经济刺激方案，经济保持了8%左右的经济增速，中国也因此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率先摆脱衰退泥淖的国家。但这种凯恩斯主义色彩过于浓厚的宏观经济政策引致的资源配置扭曲、资产价格泡沫、产能过剩以及收入差距扩大等负效应的发酵，直到今天依然还在痛苦的消化中。而各级各地政府由于在保增长上投入了太多的资源，而这些资源的经济绩效并不显著。另一方面，关键领域改革的滞后乃至被人为拖延，又在相当大程度上加大了经济转型的成本。使得政府面对的经济发展沉疴越积越重。从这个层面来说，十八届三中全会启动的全面深化改革，承担着两个重要使命：一是全面清理这些年来经济改革积下的诸多沉疴，二是在清理经济发展沉疴的同时，通过启动新一轮的战略性改革，为下一个经济发展周期提供政策和动力准备。
可以说，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以来，在寻找中国经济增长的下一个可持续动力方面可谓殚精竭虑，最高决策层一直要求有关部门简政放权，要求大幅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并将推行权力清单制度列入改革的重要环节。应该说，在最高决策层的亲力亲为推动下，长期把持中国经济核心领域主导权的重要市场主体开始顺应市场要求，在要素价格市场化以及降低市场准入门槛等方面取得了一些积极进展。另一方面，作为积累了太多既得利益的国企改革领域，相关的改革路线图日渐清晰，部分省市已经进入落实环节。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掌握了太多资源配置权的有关权力部门，依然割舍不下以往的权力情结；而那些影响力巨大的央企，尽管在建立适应市场竞争的公司治理制度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部分央企正加快走向全球的步伐，力争建立全球范围内的资源配置体系，但在配合政府搭建竞争性市场体系方面，依然未见太多实质性的举动。
笔者曾说过，即便是最强大的政府，即便是最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本身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动力，最多也只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推手。全球经济发展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好的市场经济是人类迄今为止所发明的最有效的经济制度，政府毋需证明其比市场更聪明。同样，即便是最强大的国企，其本质属性也应该是重要市场参与主体，而非特殊市场主体，其行为边界不应超越市场的逻辑，依然要受到政府的规制与市场的约束。一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显然不能建立在资源配置长期失衡、要素价格长期被管制的基础之上。无论是美欧日本等先行工业化国家，还是韩国、新加坡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抑或中国、巴西、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其过往经济增长的实践均表明：制度的改进、技术的进步、人力资本的提升，是支持经济增长的核心关键要素。而如果没有以制造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业再被认为做大做强，也是饮鸩止渴的营造表面繁荣之举。因此，中国证券市场最近一段时期的空前繁荣，并不构成中国经济未来繁荣的动力，最多是政府启动相关领域改革的过渡性安排，以及增加普通市场主体财产性收入的工具性手段。
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未来十年的增长动力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从经济增长的内生性动力来说，中国暂未找到能够全面支撑政府与市场所期待的下一个经济奇迹所需的关键性动力之源。经济再平衡、前瞻性的技术投入、产业与金融资本出海以及人力资本的提升，等等，均是促进经济增长轨道切换的基础性准备工作。无论是政府还是市场，均不应期待在绕开经济战略转型的背景下求得下一个经济增长周期的来临。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奇迹2.0能够如期到来，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在关键领域改革的进展情况，取决于竞争性市场体系何时能够真正确立，取决于经济增长福利效应广泛提高基础上的无后顾之忧消费权重大小，更取决于中国在以智能制造工程、高端装备创新工程等为核心的前瞻性工业技术领域的战略性突破和在全球价值链环节获益程度的显著提升。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2015年5月2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