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既有增长框架下停留的时间越长，将显著增加经济战略转型的边际成本，加大经济生态的脆弱性，使得系统性经济风险爆发的概率不断提高。深刻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既要求各级各地政府与有关市场主体做好适应新常态条件下的经济政策调整与增长动力切换的相关准备，更要在清除经济发展沉疴的基础上，确定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常态增长逻辑：以建立在持续有效研发投入基础上的技术进步与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显著提升，促进内生性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
毋庸置疑，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是历届会议中对经济形势判断与下一步经济政策出台所用专业术语最多、经济政策含义也最明确的一次。某种程度上，这既得益于最高决策层对于中国经济运行生态日益精准的拿捏，也是决策层与决策智囊结合中国国情，借鉴新经济增长的有关理论，从而提出了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框架下，像中国这样的超级新兴经济体应有的增长逻辑。
正如经济观念是活的、有机的，且不局限于既有专业名词或理论框架一样，有关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分析判断，是整体经济学素养与经济政策直觉能力不断提高的最高决策层，在冷静思考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约束条件的基础上，镜鉴国内外有关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的先行经验积累与前沿经济学理论，给出了当下中国经济所处模式型态的精确判断。因为，对经济总量即将迈上10万亿美元台阶的中国来说，尽管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与国内外收支均衡仍然是宏观经济的四大目标，但如何实现上述四大目标，显然不能简单运用一般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了，甚至不能在经济处于下行期时轻易再让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走向前台了。事实上，2008年底启动的那次一揽子刺激方案，已经证明：即期效应即使非常明显的宏观政策，最多也只是刺激经济增长的诱导因素，本身不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而消化大规模经济政策所用的周期与成本，往往会很长且大于刺激政策本身带来的收益。因此，如果一种宏观经济政策的“卡尔多改进”不明显甚至没有，则政策操盘手们就要思考下一步的经济发展逻辑如何转变了。
应当说，从2008年至今的7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工作任务来看，无论是2008年会议提出的五项工作内容还是2012年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乃至今年会议提出的2015年五项主要工作任务，等等。短期而言，中央希望通过有效的经济政策调整来实现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中长期来看，是希望通过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来实现中国经济再平衡，化解经济面临的系统性风险，进而寻找一种能够使经济保持持续活力的增长机制，将中国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资本与出口驱动向主要依靠资本效率改进、研发创新和人力资本提升来驱动。但是6年来，中国经济尽管在规模上连续突破了4万亿美元、5万亿美元、6万亿美元、7万亿美元、8万亿美元以及9万亿美元台阶，但经济增长质量并未显著提高，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呈现恶化趋势。换句话说，如果不能按照有效经济增长的基准对经济结构进行换血式改革，如果货币政策依然被动应付，如果地方债的风险敞口持续扩大，如果金融市场主体的免疫力不能有效提升，如果中国经济继续在低质低效高风险的不确定周期中运行，即便经济总量做大到15万亿美元，乃至最终超越美国经济规模，本质上也是既有经济增长逻辑的延续。一旦风险管控失位，中国经济极有可能面临断崖式硬着陆。
中国经济在既有增长框架下停留的时间越长，将显著增加经济战略转型的边际成本，加大经济生态的脆弱性，使得系统性经济风险爆发的概率不断提高。
诚然，中国经济从1978年以来至今取得的年均近9%的增长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绝对称得上是震撼性的经济奇迹，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全球经济版图。国际经济学界由此兴起了研究中国经济增长机理的热潮，并尝试着给出基于主流经济学的合理解释。而有关中国渐进式经济增长逻辑与发展路径也在全球范围内被有关国家借鉴，或许在将来某个时间，中国发展模式会成为独立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和“莱茵模式”的三大模式之一。但真实世界一般不兑现静态的假定。如今，中央首次明确表示，“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说明最高决策层已经高度不认可依靠大当量货币投放取得的泡沫型经济增长。尽管去杠杆化过程异常痛苦，甚至会遭致诸多阻力，但作为化解系统性经济风险的一道必经手术，当是明年乃至“十三五”时期经济政策的重要步骤。因为谁也无法承担中国庞大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和巨额地方债和企业债危机爆发引致的系统性经济与社会冲击风险。日本和美国经济发展的前车之鉴当然值得中国仔细研究与深刻检视。
深刻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既要求各级各地政府与有关市场主体做好适应新常态条件下的经济政策调整与增长动力切换的相关准备，更要在清除经济发展沉疴的基础上，确定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常态增长逻辑：以建立在持续有效研发投入基础上的技术进步与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的显著提升，促进内生性经济增长模式的形成。
殷鉴不远，纲举目张。中国既已确定经济新常态时期的经济风险与下一步经济政策路线图，那么在明年以及未来一段时期，各级各地政府必须在深刻理解经济新常态基础上，切实转变经济增长观念，找到适应各自实际情况的经济改革路径，以政治家的大格局与政策素养治理经济与社会；有关部委更须将政策着力点放在如何更好服务于新常态下经济政策的及时调整与前瞻性预期上。类似年底财政突击花钱、变相经济刺激政策的不时出台、货币政策水龙头拧开难关等短视政策现象必须及早消除。掌握着政策枢纽的有关部委还要避免政策出台的“合成谬误”，尽早将政策调整统一到中央的政策步调上来。所有这些，都为启动下一个经济增长周期所需的投资效率改进、技术创新发展、人力资本提升以及配套的制度保障改革服务。毕竟，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取决于以知识、信息、研究开发或创新所引致的规模收益递增、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技术进步的内生化，要求中国必须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提高劳动生产率。而通过确立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总体思路推进结构性改革，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常态增长逻辑的根本前提。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2014年12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