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砖银行与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基金的设立，既是整体经济规模与美国相差无几的金砖五国，致力于向新兴经济体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金融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一种制度性安排；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通过国际性经济与金融合作平台，锻造本国的“金融资本力”，进而向世界展现负责任经济大国应有的国际担当。
一个具有区域乃至国际影响力的国际经济组织的建立，既需要成员国利益诉求的有效整合，又离不开相关力量工具的发育，更是国际经济与金融格局变迁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说，备受关注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与应急储备基金的建立，来得及时且必需。
从时间光谱来看，从2009年6月“金砖四国”领导人在俄罗斯举行的首次会晤，标志着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正式启动，到2010年12月正式吸收南非作为正式成员加入该合作组织，“金砖四国”于是演变成“金砖国家”以来，再到本次在巴西福塔莱萨召开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六次会晤。短短5年间，这个曾被广泛看好其后又经受唱衰言论困扰如今开花结果的特殊合作机制，其取得成果速度之快，合作范围之广，尽管与全盛时期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简称“G7”）相比，依然显得稚嫩。但在G7之于国际经济治理边际影响力递减的国际背景下，金砖国家领导人的每一次会晤成果，格外令人瞩目。而选择在巴西这个一向被美国视为后院的拉美大国发布会晤成果，其象征意义与指标意义，一样耐人寻味。
13年前，当高盛首席经济学家吉姆×奥尼尔首次提出“金砖”概念时，尽管格外新鲜与惹眼，但无论是中国还是俄罗斯、印度、巴西，恐怕都没有想到他们之间的机制化合作平台会搭建得如此之快。而且以上述四国当时的经济与金融实力与话语权，要在国际经济格局中形成一股合力，进而就全球经济治理提出建设性主张，并拿出足以发挥实质性作用的制度化服务平台，可谓有心无力，说易行难。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最多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框架下，局部追求合理的行为空间，适当提升经济话语权。只是在这种机制化霸权体系下，美国迄今未作实质性让步，美国和欧洲对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控制依然相当牢固，IMF投票份额改革方案迟迟未能兑现。本来，按照2010年IMF的份额与治理改革方案，IMF的总份额将从2384亿特别提款权（SDR）增加到4768亿SDR（约合7200亿美元），发展中国家的出资比重将显著增加，欧洲把持的董事席位将由24个减少为22个，让出的2个席位留给发展中国家。在投票份额方面，根据该改革方案，中国的份额将从目前的3.996%大幅上升至6.390%，投票权将从目前的3.806%升至6.068%，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跃升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IMF第三大份额国。但改革方案的执行，既需要热情，更离不开约束条件的克服。由于改革方案涉及修正IMF协定，并需要占总投票权85%的五分之三的成员国同意。但作为IMF最大股东、投票权占17%的美国迟迟不肯批准。2014年1月14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公布法案，拒绝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2010年改革方案负担新增出资份额。IMF改革案如需生效，还得等到明年美国国会批准。方案否决意味着中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IMF第三大份额国的希望近期无法达成。对此，IMF总裁拉加德处理发表声明感到失望之外别无他策。
美国之所以一再阻挠IMF改革，既是为了延长美元红利期，也是利用既有国际框架钳制中国等新兴经济体扩充行为空间。在美国看来，货币作为美国主宰全球战略资源分工的最后堡垒，是美国难容他国染指的超敏感地带；IMF作为美国主宰国际金融秩序的权力符号，其战略价值对美国而言实在太大了。美国在金融领域的国家竞争战略是：在英国的积极配合下，确保对全球金融秩序的主导权与金融产品的定价权，一方面绝不容许资本主义体系内出现可以挑战美国的统一力量；另一方面，借助国际金融资本，设法遏制近年来积极寻求不断扩充行为边界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影响力。
不过，毕竟形势比人强，如今，金砖银行与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基金的设立，既是整体经济规模与美国相差无几的金砖五国，致力于向新兴经济体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金融公共产品与服务的一种制度性安排；也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通过国际性经济与金融合作平台，锻造本国的“金融资本力”，进而向世界展现负责任经济大国应有的国际担当。
犯了力量使用过度错误的美国，如今无论是相对经济实力还是基于机制化霸权的金融影响力，与2001年相比，均有显著下降。当年强大到有点寂寞的美国金融资本，在经过这场金融危机之后，尽管依然是全球占主导力量的实体性存在，但来自金砖国家的力量工具发育正不以美国意志为转移的快速增长。以经济规模成长来说，2001年，美国经济总量高达10.17万亿美元，中国、巴西、印度和俄罗斯分别为1.15万亿、0.5万亿、0.47万亿、0.31万亿和0.11万亿美元。金砖四国的经济总和不足美国的四分之一；12年后的2013年，金砖国家的经济总量已达美国的93%，其中仅中国的经济总量就达到美国的54.6%。中国更是全球首屈一指的外储大国与贸易大国。
从国际金融秩序变迁史来看，一旦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进入工业革命后期，并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金融服务体系，则参与国际治理的精英意识不断上升的上述国家，在国际经济秩序改革中的诉求恐怕决不满足于对既有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小修小补，而是基于已有的经济力量，积极寻求参与国际经济话语体系建设甚至重建话语体系。金砖银行与应急储备基金的建立，正是这种逻辑安排的自然表达。
对中国来说，上海作为金砖银行总部，既为上海发育成为国际金融中心打开了新的窗口，也有利于中国银行体系的建设，推动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中期来看，上海的金融地位有可能类似于法兰克福在欧洲的金融地位。而中国对应急储备基金最大份额的贡献，既是中国经济实力的体现，也是国际责任感担当的应有表达。中国和其他金砖成员国要做的是：如何通过细化机制化合作平台，为新兴经济体以及其他国家提供有效且可复制的贷款与金融救助菜单，如何在协调好与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关系的基础上，就全球经济治理拿出可执行的改革方案，如何在稳步推进本国货币国际化的基础上，嵌入国际储备货币体系，打造国际多边货币稳定机制。最终目的是通过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公共产品与相关服务，萃取出新的发展范式，锻造中国和金砖国家的“金融资本力”。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2014年7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