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国内一枝独秀到有点寂寞的上海，近年来，在全国乃至区域经济棋局中地位的相对下降，既有全球金融竞争、产业变迁以及兄弟省份崛起带来的竞争挤压因素，又是上海作为类孤立型超级城市面临的诸多约束瓶颈所致。所以，今天在讨论上海能否发育成为“东方华尔街”时，既要看重中国基于经济与金融实力快速成长而形成的后发优势，更应冷静思考制约上海成为全球金融符号和力量主宰中心的约束条件。
上海经济自2008年底步入技术性衰退后，近年来经济一直难有实质性起色。当然，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逻辑框架下，上海经济面临困难在所难免。其实，最令人担心的是：上海经济之于长三角地区及其他兄弟省份的比较优势正在减弱。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日益与世界融合以及各地区经济竞争力不同程度的提高，上海的区域“龙头”及“中介”地位呈逐渐削弱之势，而上海一旦失去这种地位对其经济的打击将是空前的；另一方面，上海的产业结构未能及时升级，现有的主导产业面临升级瓶颈约束，而周边地区的产业竞争力却在不断增强，这种此消彼长的经济竞争形势自然使上海的经济自信心难免下降。
上海经济近年来的相对衰落，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简单地归咎于兄弟省份经济快速发展了而上海未能采取相应对策，亦不能笼统地说上海的行政执行体系已经僵化，微观主体活跃度受到抑制，也不能把责任全推到政府身上。实际上，对上海这样较为特殊的超级城市来说，由于本身存在难以逾越的瓶颈，因此在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经济高速增长之后走向低谷是难以避免的。城市发展的一般规律表明，经济转型必然伴随增速放缓。纽约、伦敦等世界城市在上世纪70年代都经历过转型的低速增长。东京也不例外。
从城市发展阶段来看，一般认为，上海目前正处于由“制造业中心”向“金融中心”过渡的第四阶段。低端制造业由于商务成本过高被外包到成本较低的价值洼地，着力发展的是包括金融、总部经济、创意、物流、会展等在内的高端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从纽约、伦敦等国际化大都市的发展经验来看，在城市化的第四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量确实来自于高端服务业。例如，纽约的高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在66%以上，伦敦更是高达70%。相形之下，上海高端服务业占GDP比重只有38%左右，成长空间确实很大。基于此，乐观预计，未来5年，高端服务业可以为上海提供5000亿美元左右的GDP增加值，将成为引领上海经济新一轮发展的主要动力，
不过，真实世界的经济表现一般不会简单兑现这种静态的假定。毋庸置疑，上海是中国参与国际顶层分工的“头号选手”。从国家决定将上海打造成与中国经济实力与人民币国际地位相称的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安排，即是一例。多年来，伦敦和纽约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金融中心，与其基于诸多因素形成的别国难以匹敌的金融气质密切相关。而东京始终难以进入国际金融中心的顶层，其相对封闭的金融市场固然是一个约束因素，但日本自战后以来在国际经济领域过于精明的表现，也是国际金融机构不愿支持东京作为世界顶级金融中心的重要原因。相形之下，香港似乎更具金融中心的气质，它拥有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系，多年来形成的与现代金融发展相适应的有效、公平、透明的制度体系，是香港傲视周边的重要资本。只是小岛型经济的香港（同级别的还有新加坡）无法像伦敦和纽约那样拥有国家的鼎力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上海具备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有利条件。
但从国内外金融竞争与产业变迁态势来看，面对周边省市以及全国其它地区的竞争压力，上海则是不折不扣的类孤立型超级城市。
上海经济发展欠缺纽约和东京那样的内生性金融支持环境与外部支持环境。纽约和东京之所以成为世界超级城市，其背后是有全美国和全日本的资源为支撑的（纽约甚至离不开世界范围内的经济、金融、技术和高端人力资本配置）；而上海尽管受益于美日欧产业结构的转移，但其本身并未建立起高端的技术储备，这就使它始终无法摆脱对外来技术的依赖，要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就不是自己所能左右的了。
在至关重要的金融中心建设方面，上海更是面临前所未有的挤压甚至边缘化趋势。
在上海有效解决金融决策与金融市场的脱节问题之前，在支撑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要素市场发育、制度环境、市场监管以及人才战略获得突破性发展之前，在人民币真正实现国际化之前，在上海实体经济以及金融气质迈上新台阶之前，在国际环境与竞争形势大幅有利于中国有利之前，上海尽管可以期待“纽伦沪”格局早日形成，但历史规律恐难逾越。
虽然上海为打造国际金融中心已经付出了20年的艰苦努力，基本制度框架基本建成，要素发育也已不断完善，但在衡量国际金融中心的几个关键性指标，例如货币自由兑换、金融市场发育、技术流和信息流的优化配置以及有效的市场监管等方面。上海有的是身不由己，有的与纽约、伦敦相比尚存在巨大差距。而且从国际金融中心发展与竞争态势来看，上海更应清醒看到：其在全球金融坐标系中尽管拥有一定的后发优势，但未来一段时期，纽约、伦敦等顶尖金融城市对上海的竞争挤压以及新加坡、香港、首尔与孟买等同级别城市的竞争与挑战可能日趋激烈。而且，亚洲另一重量级国家—日本，一向不愿一衣带水的中国拥有挑战它的金融势力。
而从操作层面来看，尽管上海在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方案实施细则中，已就如何加快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提出了具体的任务和措施，但无论是攸关金融中心发育状况的体系建设，还是关乎金融中心竞争力的金融创新乃至相关配套制度环境建设，都离不开一个问题的解决，即金融决策与金融市场的脱节问题。众所周知，纽约和伦敦之所以成为国际顶尖金融中心，除了各自都有一个能够独立运作的本国货币之外，关键因素在于各自在本国金融与产业分工中居于绝对的领导地位，而且这种领导地位早已渗透到整个资本市场、银行和保险市场市场人脉之中。但在中国，建国以来形成的金融分工格局是：国内主要的银行和保险公司总部几乎都在北京，上海主要承担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主要金融机构将总部迁到上海的可能性不大。如果考虑到日趋加快的深圳和香港经济一体化步伐，则上海还将面临这个未来超级金融圈的竞争挤压。
另一方面，上海在金融市场要素发育、制度环境与人才战略方面也有大量工作要做。金融市场是国际金融中心的内核，一个世界级的金融中心必须拥有高度发达且流动性好的金融市场。这方面，上海不仅难与纽约和伦敦抗衡，就是与香港和东京相比也有很大差距。而建设金融中心所需具备的完善金融生态环境也是上海亟待改进的层面。上海所需要的不仅是行政管理部门高效有序的金融服务意识，更需要所有市场参与主体对发展金融产业的高度认同感、浓郁的金融财富氛围以及无时不在的风险防范意识。一个缺乏市场发育和充分竞争的城市，即便政府干预与管理水平再强，恐怕也不能实现金融中心的梦想。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2014年6月2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