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共和国经济发展与产业变迁中具有特殊地位与符号意义的国有资本，2013年的营收超过24万亿元人民币，如果简单将其作为经济产出来计算，比欧洲第一大经济体的德国还要多。就创造的利税来说，众多央企去年上缴的税费总额为2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利润上缴总额为1.3万亿元，同比增长3.8%。显然，国有资本去年交出的这份成绩单，不算太好看。
国有资本的价值符号难以替代
长期以来，国有资本的中国经济棋局中的地位十分重要，无可替代。不过近年来，围绕国有资本究竟重不重要，究竟应该承担怎样的国家责任与市场功能，争论颇多。
政府有否必要经营国企，有民间研究机构，如天则经济研究所就认为必要性不大。这家研究机构曾发表报告称，考虑到土地、融资和资源等成本较低，2001年至2008年，国有企业实际上没有实现利润。该报告指出，从2001年到2008年，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累积获得利润总额为49174.8亿元，平均的净资产收益率为7.68%。但是，该报告认为这并非真实业绩，是国有企业在享受着种种政策优惠，和民营企业在不平等的经营环境下所体现出的绩效，若从账面财务数据中还原企业的真实成本，并对政府补贴和因行政垄断所致的超额利润予以扣除，2001年至2008年，国有企业没有盈利，平均的真实净资产收益率为-6.2%。而在市场和学术两界均有一定影响的招商局集团前董事长秦晓早在任内的2009年即撰文认为，国有企业是计划经济遗产，应当被逐步社会化。不久前，秦晓进一步提出，从长远看，政府不需要经营国企。
不过，对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大国来说，国有资本的是否必要其实不应有太多的质疑，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中对此已有明确表述。从会议提出“国有资本”这一概念来观察，显然，中国最高决策层对国企在真实经济世界或曰中国经济棋局中的定位已有较为准确的认知。事实上，最近300年来的经济发展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国企既非资本主义的怪胎，亦非社会主义的专属品，而是作为普通市场主体的一种真实存在。
国企既非魔鬼，无需妖魔，亦非天使，无需钟爱。换句话说，在中国构建竞争有序的市场经济体系过程中，所有围绕国企改革的目标指向，均应还原国企作为普通市场主体的真实身份。而不是在日趋固化的利益格局中强化国企作为特殊群体的利益诉求。
国有资本红利贡献空间尚需提升
而就国有资本上缴红利来说，这是最受诟病的。握有最多资源，享有诸多政策红利的国有资本，2012年上缴的红利不足千亿，不及财政收入1%，且仅有7.2%用于民生支出，大部分收益通过科技创新、节能减排、脱困补助等渠道返回国有资本内部。引发外界对国有资本行为的诸多议论。当然有辩护者认为国有资本其实对国家贡献的“隐形红利”并不少，包括国有资本通过向社保基金划转股份，国有资本在关键时间节点所承担的国家任务，等等。而国资委也明确表示，今后将有差别、分步骤地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的比例，最终到2020年提高到30%，并通过公共财政的统一安排，更多地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我认为，30%的国有资本红利上缴比例，本身就是对国有资本及其操盘手的一种指标性约束，应当逐步固化落实。
以深层次倒逼国有资本效率提升
今天，以100余家国有资本负责人为代表的国企经营者切实应当思考的重要问题是：一旦失去政策和资源红利，自己领导下的国有资本还有多少竞争力？尤其是与皇家壳牌石油、埃克森-美孚、GE以及汇丰、三星等一流企业相比，中国同行还有多少比较优势？从当前企业竞争趋势来看，除了重视技术研发、品牌提升和管理改进之外，顶尖企业尤为关注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提高。美国企业更是借助以军事实力为支柱的国家力量工具来提升上述能力。而这恰恰是中国的软肋。笔者认为，在国有资本改革方面已经积累了较为丰富经验的中国，亟需集中海内外关心国有资本改革的人士智慧，拿出一套契合国有资本改革并能增强企业竞争力的改革方案来。
显然，国有资本的后续改革需要尊重市场规律。建立一批具备合理的股权结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并有着配套监管的现代国有资本，无疑是改革的方向。而为了使国有资本真正获得内生性的竞争优势，长远来看，政府必须给予国有资本作为市场主体所应有的商业空间。笔者认为，假如国资委主导下的国有资本改革能够求得政策享受和责任承担之间的均衡，并普遍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公司治理架构。则未来十年，中国打造出 50家具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国有资本并非不可能。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2014年6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