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金融时报》独家专访
收入分配改革应以金融体系
和要素价格改革为突破口
记者刘红：有媒体报道称，国家发改委已完成了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初稿的起草工作。对于即将问世的总体方案，不少专家都把重点放在增加居民收入上，认为增加居民收入对拉动经济增长是个不小的助力。事实上，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影响远不止于此。记者连线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章玉贵，请他就相关问题发表看法。
记者：一般认为，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重点之一应该放在增加居民收入上。您以为如何？合理的收入格局是什么样的？
章玉贵：根据业已披露的相关信息，此轮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制定的收入分配改革总体方案列出了收入分配改革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也明确了改革的短期和中长期目标。其中备受瞩目的改革步骤是通过政府减税，企业让利，提高劳动者所得，以实现三方之间利益分配结构趋向合理。
从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有关思路来看，“提低、扩中、调高”是很好的制度设计，将使收入分配格局趋于合理。
记者：有观点认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收入分配改革，有望成为我国新一轮整体改革的突破口，而其中推进垄断行业改革被视为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您如何看？
章玉贵：垄断行业改革的确是当前启动新一轮的收入分配改革的突破点。无论是规范公务员津补贴制度，还是事业单位实施绩效工资制度以及国有企业工资总额管理，推动工资集体协商和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建设，落实最低工资制度等等，都有可能触及到既得利益阶层的实际利益。而社会热望的调整初次分配，破除企业进入市场壁垒，强化政府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缩减行政开支支出以及加快统筹城乡改革实现在城市就业农民工的稳定转移等无一不是系统性和难度极大的改革。因此迫切需要政府能够直面改革的勇气，敢于对影响力极大的国企动手术。改革如果拖得越晚，副作用将会越大。
记者：收入分配改革是否有助于我们避免跌入“中等收入陷阱”？
章玉贵：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平等的国家之一，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施行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思路后，也的确具有较强的工具价值。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处于经济起飞时期的国家，在追求经济效率和财富增长过程中出现收入差距拉大是难以避免的，但收入差距持续拉大却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目前正处于人均GDP在900美元至11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的中低端，这是中国经济迈向更高阶段的新起点，也可能是跌入“中等收入陷阱”的临界点。中国也许能在5年内将经济规模做大到10万亿美元以上，但业已出现的部分领域突出问题使得我们必须格外警惕可能遭遇的“中等收入陷阱”。如果不能有效制止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少数富人的倾斜和集中，不能改变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较少以及民众消费的产品高度市场化的格局，继续放任在制造业基础不很巩固且金融体系并不健全的情况下，就将经济发展的着力点放在风险极大的房地产领域，则不仅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真正转型，也很难承受得起一场大规模的金融危机的冲击。
记者：收入分配改革关乎经济转型和社会和谐的大局，应如何兼顾短期效果和长远发展。您有什么建议？
章玉贵：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应是一种内生性的选择，依赖于市场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而从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来看，尽管适度干预是避免市场失灵的必要条件，但充分调动各有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才是保持经济增长最为关键的环节。
首先，应该充分利用所剩不多的人口红利，保持较高的资本积累，提高劳动资源的使用效率，特别是要注意提高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
其次，以金融体系和要素价格改革为突破口，切实解决民营资本发展的瓶颈问题，实现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第三，未来一段时期，在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的同时，应以前瞻性的技术投入和高质量的技术改造引领产业结构整体升级。
中国经济既要稳增长，更要战略转型，即：从资本与外需驱动的成本推动向技术与消费驱动的内生性增长转变。在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应该进一步推进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在改善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同时，稳定广大居民的收入增长预期。
我们希望，政府在加快市场与法治建设的同时，能够通过适当的分配制度改革，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国企向民间尤其是广大百姓的有序转移，真正做到藏富于民，并辅之以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若如此，则中国长期以来被压抑的消费冲动势将迸发出来，由此带来的GDP乘数效应将远超目前的投资乘数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