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经济前瞻》杂志专栏文章
从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1年经济数据来看，尽管全年经济增长速度呈现逐季递减趋势，但放在全球经济变迁与金融动荡的大环境下观察，还是一张较为值得肯定的经济成绩单。对偏好经济数据的市场主体来说，可能更感兴趣的是中国去年的经济规模按照人民币平均汇率计算已经突破了7万亿美元大关，以及投资增速、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CPI指数、PPI指数等关键性指标的全年表现。不过，在对GDP的观感有点疲劳的今天，紧盯这个单一数据的起伏，本身就是GDP情结浓厚的表现。民众更关注的是自身在经济发展与财富分配的大格局中处于哪个坐标？以及一旦中国经济真有硬着陆的一天，政府与社会如何拿出有效的保障机制？
其实，在主要国家之间的经济竞争越来越集中到对金融与货币主导权以及重要产业控制力争夺的今天，简单的GDP总量排名至多具有符号意义。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如果没有独立的货币符号，如果不能掌握或参与制定初级产品与高端产品的定价权，即便经济规模做得再大，也难以摆脱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弱势地位。
全球产业与经济中心呈现东移与南迁趋势
假如单从经济增长数据与经济规模变迁来看，金融危机似已成为全球经济版图重新切割的催化器。
依然是今日全球经济与金融信息传播主导力量的英国媒体不久前热捧中国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实力。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1年12月27日刊文指出，在21个主要经济指标中，中国实际上已经有12个指标超过了美国，包括制造业产出、外汇资产、出口额等；如果引入长期经济增长预期、通胀率和汇率变化等因素，预计到2018年，中国的GDP总量就将超过美国。而到2025年， 则中国所有主要经济指标都将超过美国。差不多与此同时，英国知名智库——经济与商业研究中心发布研究报告称，英国的第六经济大国地位已被“金砖五国”之一 的巴西所取代。并且十年之后英国的世界经济排名还将进一步滑落到世界第八；欧洲另外两个资本主义强国——德、法的经济地位也会持续下跌，而俄罗斯与印度将 位列世界经济前五强。
表1 世界主要经济体实际增长与走势预测
| | 实际经济增长率（百分比） | 经济增长预测（百分比） | | |||||
| | 2010 | | 2011 | 2012 | | |||
| 世界产出 | 5.2 | 3.8 | 3.3 | 3.9 | ||||
| 先进经济体 | 3.2 | 1.6 | 1.2 | 1.9 | ||||
| 美国 | 3.0 | 1.8 | 1.8 | 2.2 | ||||
| 德国 | 3.6 | 1.6 | 0.3 | 1.5 | ||||
| 法国 | 1.4 | 1.6 | 0.2 | 1.0 | ||||
| 英国 | 2.1 | 0.9 | 0.6 | 2.0 | ||||
| 日本 | 4.4 | -0.9 | 1.7 | 1.6 | ||||
| 亚洲新兴工业化经济体 | 8.4 | 4.2 | 3.3 | 4.1 | ||||
| 中国 | 10.4 | 9.2 | 8.2 | 8.8 | ||||
| 俄罗斯 | 4.0 | 4.1 | 3.2 | 3.5 | ||||
| 印度 | 9.9 | 7.4 | 7.0 | 7.3 | ||||
| 巴西 | 7.5 | 2.9 | 3.0 | 4.0 | ||||
| 按市场汇率计算的世界增长 | 4.1 | 2.8 | 2.5 | 3.2 | ||||
数据来源：整理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经济展望》2012年1月24日。
假如不引入比较客观的全球经济竞争力参照系，似乎今日全球产业与经济中心真的已经东移与南迁。从资源禀赋与经济发展空间来看，国土面积差不多是英国35倍、人口数量是英国3倍 且资源极为丰富的巴西在工业化进程中超过英国是迟早的事；即将享受“入世红利”且资源力雄踞世界首位的俄罗斯，其经济增长潜力更是欧洲工业强国难以比拟 的；印度则早已把自己视为主要经济大国；至于排名世界经济总量第二的中国，在西方眼里，已是比肩美国的全球性经济力量。因此，笔者发现，近年来所有关于中 国经济的指标性数据发布差不多都会在工业化大国中产生一定的心理波动。例如，当美国经济咨询机构HIS环球透视2011年3月发布报告，称中国制造业产出去年首度超越美国时，英国就有学者惊呼。这标着着“经济史上一个500年的周期走到尽头”。而美国竞争力协会也对美国的最大商品生产国地位被中国夺走深表担忧。
中国真实经济实力与产业竞争力依然不强
一 向忧患意识浓厚的西方媒体近年来不断释放工业化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力量此消彼长信息的用意非常清楚，即通过放大中国等“金砖国家”的经济实力，提醒依然 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必须高度正在发生的全球产业与经济版图变迁的趋势。其实，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真实经济实力与产业竞争力远未达到可以取代传统工业强 国的程度。笔者相当不认可中国社科院不久前关于中国位居全球100个国家的产业竞争力指标首位的判断。因为简单的市场份额比较根本没有实质性意义。就以制造业来说，中国目前每年2万亿美元左右的制造业产值中，真正有产业竞争力意义的部分，估计不会超过三分之一。若以劳动生产率、产业获益程度、产业控制力等关键指标衡量，所谓中国制造业超过美国的说法最多只是说法。美国1150万产业工人每年创造的产值超不多相当于中国1亿产业工人创造的产值，只能说明中国劳动生产率水平与美国根本不可同日而语；何况中国日渐做大的制造业规模，实际上是以在华外商投资企业的不断膨胀为基础的。如果GE、苹果、通用汽车等在华投资美国企业果真实现产业回流，如果日本和欧洲在华投资企业也采取类似行动，则中国制造业规模将迅速跌出世界前五。
另一方面，中国产业规模做大还是以市场控制度不断失去为代价的。最近10年来，外资对中国制造业的市场控制度不断上升，平均控制力已经超过三分之一。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3个 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特别是在电子信息和汽车等战略性产业，中国业已取得的产业进步远远跟不上外资的产业控制趋势。谁都知道，尽管中国如今头顶世界 第一汽车产销大国的帽子，但是这顶帽子却戴得异常别扭。如果扣去世界六大汽车集团在华生产基地的产量，中国能够拿得出手的也就是奇瑞、比亚迪、吉利、力帆 和一汽、二汽、上汽等“国家队”里的本土品牌和相关产量了。若以此为衡量基准，谁还敢说，中国汽车超越了美日和欧洲？
而随着劳动力成本上升、人民币升值和原材料价格飙升，加上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等因素作用下，在中国制造业核心板块的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长期以来凭借高度专 业化和价格竞争为利器的制造业集群目前已经进入低谷和调整期，部分企业开始外迁，可能对中国制造业造成致命打击的全球第四次制造业转移正从中国启动。与此 相对应，日本制造企业正在回归本土建厂，美国启动再工业化，中国原有的本土配套企业专用性投资将遭受沉没损失，在缺乏自主创新技术的制约下，中国制造业不 仅难以实现整体升级，还面临着日益严重的“产业空洞化”。
产业空洞化有两层含义：一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制造业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导致本土的就业机会减少，市场需求减少，经济增长放慢，这种情况多出现在发达 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香港、台湾等；另一种情况是技术密集型产业没有核心技术，形成对跨国公司的技术依赖，其后果是国际贸易条件恶化，技术上受制于人。中 国制造业属于典型的产业空洞化的第二种情况。
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自主技术供给的约束，中国对外技术依存度一直很高，如今已超过50%，而美国、日本的对外技术依存度只有5%。中国制造业关键技术自给率低。例如，中国纺织机械的70%来自于进口，高端的机床75%依赖进口，高速胶印机75%依赖进口，集成电路芯片制造装备的85%为进口产品占领，光纤制造装备几乎100%依赖进口。在表2 显示的中美2010年10个技术领域新增专利比较中，中国仅仅在化学领域领先于美国，美国不仅在传统技术领域继续领先地位，而且新兴技术领域也保持着对中国的压倒性优势。
表2 中美2010年10个技术领域新增专利比较
| 领域 | 子领域 | 中国 | 美国 | ||
| 航空航天 | 航天器与卫星技术 | 0 | 无 | 164 | 应用材料公司、杜邦 |
| 汽车 | 替代动力车 | 0 | 无 | 243 | 通用汽车 |
| 半导体 | 半导体 | 0 | 无 | 591 | IBM |
| 电信 | 移动电话 | 776 | 中兴通讯 | 824 | 高通 |
| 石油化工 | 石油化工 | 670 | 中石化、浙江大学南京大学 | 0 | 无 |
| 制药 | 制药有机物 | 0 | 无 | 354 | 加利福利大学、亚培 |
| 医疗器械 | 诊断、手术 | 0 | 无 | 440 | 泰科医疗集团、通用电气医疗集团 |
| 食品、烟草及发酵 | 发酵 | 297 | 浙江大学 南京大学 | 745 | 杜邦、孟山都、加福利亚大学、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 |
| 化妆品 | 化妆 | 0 | 无 | 33 | 宝洁公司 |
| 农业化学品及农业 | 农业 | 84 | 中国农业大学 南京大学 | 75 | 陶氏益农、杜邦 |
数据来源：整理自《汤姆森路透2010年创新报告》
由于外资企业对核心技术的控制，中国制造业不仅在国际分工中的获益程度不高，还削弱了本土制造企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主动权，产业发展受制于人。
目前中国制造业中有竞争力的产品基本上集中于低附加值产品领域，绝大多数行业在国际分工中仍然处于产业链的末端。根据产品价值链的“微笑曲线”原理，生产的附加值更多体现在产品两端——研 究涉及和销售推广，而处于中间环节的生产加工、组装的附加值最低。然而，中国无论是属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还是高技术产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以下情况：即本土 企业由于缺少核心技术和核心产品，严重依赖国外的技术创新，盈利水平受到限制和挤压。在一些先进制造业领域，跨国公司通过产品链条内的垂直分工，在中国投 资进行低附加值零件的生产和整机装配，同时进口凝聚技术精华的高附加值部件，大部分利润都被外资拿走了。
例如，被广大“果粉”强烈追捧的苹果，其实在产业链上已经把中国相关产业牢牢纳入它的体系中去。有报道说，苹果已经打造出一个缜密、神秘的全球产业链，这个产业链绑定了全球制造业最顶尖的企业，而这些企业正24小时为这座帝国大厦添砖加瓦。今年1月15日，苹果公布了全球156家主要供应商的名单，其中包含很多中国企业。由于成为了苹果的“打工者”，很多公司的股价纷纷上涨。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经成为苹果产业链中最大也最重要的制造基地，但同时，也是最没有话语权的一个群体，因为这个庞大的制造基地的利润率只有不到2%。
尽管在第三轮国际制造业转移中，跨国公司将部分采购中心、研发中心迁到中国，中国也在逐渐走出“微笑曲线”的底部，但是仍有一大批高科技企业事实上只是披 上高科技外衣的传统企业，企业的生产工艺或技术只是通过购买、代理等方式获得某项专利的一定期限内的使用权，企业本身只是帮跨国公司赚取利润的一个生产工 具，缺乏必要的发展后劲。另一方面，过于依赖技术转移又大大削弱了中国制造业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的主动权。不少中国企业“心为洋役”，技术创新动力普遍不 足。部分致力于自主技术创新的本土企业的努力，又遭到了国外资本在三个方面的打压：一是利用本土企业的资金困难收购行业内骨干企业，将其纳入自己的生产体 系，从而抑制了本土技术最先进的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二是吸引行业内的优秀人才进外资控制的投资企业或研究机构，冲击中国制造行业中多年来形成的科研队 伍；三是运用贸易和投资等多种手段遏制中国本土企业技术升级的努力，对于中国不能生产只能进口的产品，不仅抬高价格而且设立种种限制，一旦本土企业开发出 相应技术就通过直接投资降低价格抢占市场，以图使中国制造业长期处于国际分工中较低的技术层次，丧失自主创新的主动权。
而从产业获益程度来看，中国制造业更是处于为主要发达国家打工的尴尬地位。众所周知，一国制造业在国际分工中的获益程度主要取决于国内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以及东道国在 产业增值分配中所占的比例。目前中国制造业中有竞争力的产品基本上集中于中低附加值产品领域，绝大多数行业在国际分工中仍然处于产业链的末端。在附加值最 集中的研究设计和销售推广领域，中国能够拿到的利润非常稀少。中国诸多代工企业堆积木式的经济产出能够带来的产业获益更多时候显得微不足道。
中国未进入美欧精心构筑的产品定价体系
因 此，当外资日渐渗透到中国重要产业的每一根毛细血管之时，在中国的产业越来越深地被纳入国际分工体系之中的今天，如果中国的本土产业没有形成自己的核心技 术能力，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没有自己的品牌，不能占据价值链中的高端环节，则中国的本土产业只能沦落到低质高耗、低附加值的产业链条中。
中国亟待提升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实际地位，积极争取参与制定初级产品与高端产品的定价权，切实改变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弱势地位。
以金融资产定价权为例，掌握金融资产定价权，既是新兴经济体积极参与全球顶层分工并获取国际收益的前提条件，也是有效维护经济与金融主权的内生性要求。
从提升中国在全球金融业价值链获益程度的角度来说，中国亟需培育类似花旗、汇丰、高盛这样“大而不能倒”的超级金融机构。按照央行行长周小川的说法，中国目前确实拥有了国内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D-SIFIs)。例如工、农、中、建、交行等。不过周小川行长并没有将其升格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G-SIFIs)，他给出的理由是上述银行的国际业务还相对有限。
其实，中国几家国有控股商业银行暂时无法跻身全球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G-SIFIs)，除了国际化程度较低这个约束条件之外，关键原因在于以它们为代表的中国金融机构在参与金融资产定价方面还是不折不扣的“小学生”。
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无论是买方还是卖方，都不是市场价格的制定者，只能是市场价格的接受者；只有在垄断市场中，才存在卖方 定价。假如把股票市场视作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则对市场的交易各方来说，本来均不存在谁拥有定价权问题。其实，真实世界从来不相信假定，所谓的自由竞争和 充分信息也是假命题。众所周知，证券市场上，发行价是上市公司和主承销商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初步定下来后，再通过和战略投资者以及机构投资者充分沟通后得出的。实际上，包括股票定价权在内的金融资产定价权已经成为当今国家经济主权的核心命题之一。国内外普遍的共识是，股票定价高低从微观角度事关股市走势及对应的经济活动秩序；从大处来说，它实际上关系着国民财富是否可能通过股市交易的国际路径而流失，因此，每个国家（或地区）不仅应当通过各种相关制度的规定来维护自己的定价权，而且一般会采取严格的监管措施来防范股价被国际资本所操纵。
遗憾的是，这些年来，尽管中国实体经济实力不断提升，经济规模更是跃居世界第二，但中国股市的大底每每被外国投资者抄到，以高盛、摩根士丹利、摩根大通为代表的国际投行更是垄断了中国优质企业海外上市的渠道，它们屡屡利用中国市场主体对国际资本市场游戏规则的不熟悉，牢牢掌握了企业海外上市的定价权，往往赚得盆满钵满；甚至，A股定价权也部分易手。某种意义上说，前几年爆发的A股大面积股灾，既是对“政策市”的痛苦还债，也是对饮鸩止渴的投机行为的抽打，更是在全球金融既有的机制化霸权框架下定价权缺失的条件反射式缴械。世人应当记得，在2007年底至2008年 的那段日子里，只要稍有悲观的经济数据或利空传闻出现，只要国际金融资本稍稍唱空，国内机构投资者们便似中了邪，惊恐万分，疯狂抛售夺路而逃；而市场原教 旨主义者对市场化原则的大肆宣扬，又在某种程度上左右了管理层的调控思维，生怕背上了“政策市”的包袱。而当估值中枢轰然崩塌之后，好不容易坚守了一段时 间的中国资产的定价权就这样顷刻间拱手于人。
作为一种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的财富游戏，金融资产定价权可以是高级忽悠工具，也可以变成宰割弱势群体的筹码。金融危机发生以来，美国之所以喊痛，他国则是真伤，除了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尚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以外，还与美国牢牢掌握着国际金融资产的定价权不无关系。某 种意义上说，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其经济政策和金融资产定价权都不是完全独立的，或者说是美国主导的机制化霸权下的依附型产 物。世人不应忘记，在距今并不遥远的格林斯潘时代，美国在金融创新的旗号下，极力扩张金融霸权的边界，将各国投资者玩弄于鼓掌之中。这其中，花旗、高盛、 摩根士丹利等金融巨头就是美国用来盘剥弱势国家或者打压竞争对手的重要力量工具。
中国要从美欧花了数百年才建成的资产定价体系中博得与本国经济与金融实力相称的话语权，殊为不易；中 国企业要从老辣且极易结成价格同盟的上游供应商以及国际投行那儿最终博得定价主导权，并且打进发达国家的市场，绝非一朝一夕之事。但在“资源为王”时代， 缺失初级产品定价权的中国既要运用国际通行规则与上游企业展开多回合的博弈，也要介入被国际大投行控制的期货市场体系；并在逐步提高全球资源配置能力的同 时，尽快改变高投入、高消耗、高增长、低效益的经济发展模式，早日形成有利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方式。
英国稳居顶层分工大国之列的经验值得借鉴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英国尽管受累于全球经济与金融一体化的“达尔文主义”冲击，经济难免陷入衰退泥淖。但在欧洲主要大国中，英国却是最稳定的两大强国之一 （另一个是德国）。英国知道自己在失去世界工厂地位与英镑本位制之后，要想保持在全球顶层分工中的既有地位，必须利用自己极为有利的地理文化优势以及依然 在全球“吃得开”的一系列金融符号，同时借助美国的力量，辅之以高明的货币竞争战略，确保了英国的世界第二金融强国地位。
英国人对金融领域的专注与饱含国家智慧的金融发展战略实在高明。英国人在绝对实力下滑的情况下巧妙运用金融这个力量杠杆维系竞争优势的做法，特别值得中国这样的超级新兴经济体细细领悟。
首先，英国对诸多国际金融组织各种规范、法律文本的熟悉可以说是“天然”的。虽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后，英国丧失国际金融的主导权，但其主张仍是战后各种金融组织运行的基础内核，而掌握国际金融规范或标准的制定，正是英国的竞争力所在。
其次，英国一直把提升金融竞争力作为固本之道。美国至今也不会忽视面积不到2.6平 方公里的伦敦金融城的国际影响力，伦敦金融城不仅是世界上金融机构最为密集的超敏感地带，也是世界最大的外汇和保险市场。不少初级产品的国际价格仍由伦敦 商品交易所牢牢掌握。而且，英国还借助英美特殊关系，积极配合美国，绝不容许全球范围内出现可以挑战美英主导的金融力量工具。这是中国务必高度重视的。
最后，英国人在绝对实力下滑的情况下运用金融杠杆维系竞争优势的敏锐意识和技巧，也同样值得中国等亚欧大陆的新兴经济体学习。
上世纪90年 代末，欧陆国家都在憧憬蒙代尔“最优货币区”理论付诸实践后带来的诸多红利，密特朗和科尔等欧洲领袖都认为欧元可以挑战美元的地位，而英国则因为不急于加 入欧元区受到质疑。不过，看看今日欧元区的现状，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当今世界最懂得玩金融战略与战术的国家肯定不在欧元区。即便是工业实力雄厚的德 国也远非顶尖金融高手。其实，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英国政府深谙其中利害，根本就没想过要放弃英镑。尽管英镑一度日薄西山，但维持英镑要比支持欧元有更多好处，还能减少欧元运行机制不成熟给英国经济带来的困扰。
在这种保守而精明的策略下，英镑依然是全球第三大货币，但英国却置身欧元区的严重纷扰之外，依然是世界一流经济强国和不折不扣的第二大金融强国，英国人在货币上的前瞻性与精明可见一斑。
在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有所减弱、新的竞争优势尚在培育的关键时期，中国应牢牢把握全球正在酝酿的跨产业革命的战略机遇期。着眼于本次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关键 产业可能重新定义的机遇与挑战。必须在金融服务、研发设计以及新技术产业化等方面尽快补课，以期在关乎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的价值链高端环 节发挥中枢性功能。
从产业革命发生的时间窗口和历史演变趋势来看，每一次大规模经济危机都会带来产业的大调整和全球分工格局的深刻变化。例如，80余年前的那场大萧条尽管使美国经济倒退了30年，但依靠汽车、石化、通讯等领域的技术创新，美国经济仅用了8年的时间即得到恢复，进入重化工业时代，一跃成为世界首席经济强国；同样，30余 年前的两次石油危机期间，以钢铁、汽车、化工等为代表的重化工业遭受严重打击，但已有丰富应对危机经验的美国大力发展计算机、航天航空、生物工程等一批高 附加值、低能耗的新兴产业，美国顺势完成了经济结构的转型；差不多与此同时，欧洲在计算机、机器人、通信网、生物技术、新材料等领域先后取得了一大批超前 技术成果，为产业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本次危机大 概也不会例外。尽管资本主义经济最发达的美国和欧洲经过本次经济与金融危机的连番冲击，正处于战后最为困难的时期。席卷世界的声讨金融资本主义的“占领华 尔街”运动，也会让西方工业与金融强国当政者难堪一阵子。但产业调整与发展步伐却不会因为金融危机而止步。美欧和日本等国政府及其处于顶层的一些企业正在 酝酿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新一代信息技术为特征的跨产业革命，加上以苹果为代表的平台经济载体正在加速延伸市场边界，发达工业国家极有可能在未来十年里打造出能够成为世界经济增长新引擎的超级产业体系。
反观中国，假如在吃尽制造业红利之后没能实现产业的整体升级，而服务业成长空间又不能相应扩大，则不仅会出现制造业空心化现象，而且还会面临发达国家在技 术与品牌方面的强势“锁定”以及越南等价值洼地国家的竞争挤压。中国经济就有可能在失去比较优势的同时又没能锻造竞争优势。
基于此，在中国经济的后发优势有所减弱、新的竞争优势尚在培育的关键时期，中国应牢牢把握全球正在酝酿的跨产业革命的战略机遇期。着眼于本次金融危机结束 后全球关键产业可能重新定义的机遇与挑战。必须在金融服务、研发设计以及新技术产业化等方面尽快补课，以期在关乎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战略新兴产业领域的价 值链高端环节发挥中枢性功能。
中国迟早要告别以成本为利器的产业竞争优势时代。在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的共识下，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在重视对国内人力资本投资的同 时，亟需加大对海外高技术人才的延揽力度，尽快扩建自己的高技术创新平台，打造一批世界级的产业研究院；中国既要将产业升级目标锁定在航空航天等高端装备 制造业领域，并力争早日实现产业化突破，更要在新能源和新一代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化平台应用方面加大投入，以期在关乎中国未来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产业领域突 破核心技术瓶颈，早日形成能够支撑中国经济长期竞争优势的跨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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