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在上任后的首场记者会上说，美国政府将加大对技术和实体基础设施等领域的投资。这被广泛认为是在呼应美媒之前爆出的“3万亿美元刺激计划”。据说这份计划已在酝酿当中，其中一部分资金将被用于增加对5G、绿色电网、普及宽带互联网接入、半导体生产和无碳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投入；另一部分用于对全民学前教育、免费社区大学、儿童税收抵免以及为中低收入家庭参加医保提供补贴等。稍早前的3月11日，拜登刚签署了总额1.9万亿美元的新冠纾困救助法案。接连推出或制定如此大规模的经济刺激计划，除了希望推动美国经济尽快复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拜登也在以此践行自己的竞选承诺，即确保美国中产阶层能够提高工资和福利，以帮助实现他所谓“重建更美好未来”的目标。
这些经济刺激方案实际也是拜登政府“百日计划”的组成部分，其对中产阶层利益高度关注并采取切实措施的行动，容易使人想起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年时的举措。罗斯福被认为是美国20世纪最伟大的总统之一，当年他所实施的新政取得巨大成功，甚至成为经济史上有为政府在市场失灵后启动经济复苏的经典案例，即在外围经济环境急剧恶化、厂商及消费者等市场主体信心严重不足的关键时期，扩大政府公共支出对提振经济信心、复苏经济具有关键作用。
有看好拜登新政的西方舆论认为，拜登政府的一揽子经济复兴计划有可能赋予其“重置美国资本主义”的机会，使其能够领导美国结束“中产停滞”困境。包括笔者在内的不少中国经济学者，其实也愿意看到美国能在战胜新冠疫情后迎来新一轮经济增长，希望美国中产阶层能够尽早告别不确定预期下的彷徨状态。因为从理性角度讲，美国毕竟依然是当今世界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如果美国经济长期低迷，全球经济要实现复苏继而迈向强劲增长将会耗费更多时间和力气。而在美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中产阶层，他们的收入增长与生活状态直接关乎美国经济和社会秩序的稳定。
美国很多经济指标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计算的，包括中产阶层、税收和福利政策等等。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定义，美国中产阶层是指收入在全美收入中位值的2/3到两倍这个区间内的家庭。皮尤2019年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居民家庭收入的中位数为6.87万美元，户均人口2.52人。当年美国中产阶层的家庭收入为4.58万美元到13.74万美元之间。但新冠疫情发生后，美国有超过1000万中产阶层人口返贫，估计目前中产收入以下的人口在3500万人左右。
笔者近期询问长期在美国工作和生活的中产人士，得到的相关信息是，一旦家庭成员中的一方失去工作，则生活很快陷入窘境，日常支出捉襟见肘。对于拜登政府经济复兴计划以及民主党政府通过给富人加税或者说某种意义上的“劫富济贫”，他们认为效果可能并不乐观。这些美国中产早已听腻了政客们的各种叙事脚本，何况他们本身的经济学素养和直觉能力就并不低，对各种哪怕再高级别的“忽悠”也都有一些自己独立的判断。
就美国经济当前的情况而言，任何经济振兴或复兴计划要想达到预期效果，既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更需建立在实体经济有效增长的基础上。问题是，美国过去几轮刺激计划所需的资金均非所谓的真金白银，而是寅吃卯粮的“直升机撒钱”。美国早已债台高筑，财政赤字屡屡突破国际公认的3%基准。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相关数据，美国国债规模在今年3月初已突破28万亿美元，债务总额相当于一年GDP的134%。财政赤字方面，2017年至2019年，美国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分别为3.5%、3.9%、4.6%，2020财年美国财政赤字规模高达3.1万亿美元，占GDP的15.2%，创下二战以来最高纪录。预计今年财政赤字规模将达到3.4万亿美元，这还不包括可能的3万亿美元中长期经济复兴计划将会引致的增量财政赤字。
因此，如果美国不能正视其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严重倒挂后导致的经济风险，不反思“饮鸩止渴”的经济发展模式，不尽早收回损人并且实际也不利己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则任何依靠短期刺激计划录得的经济繁荣，都终归是一种幻象。在经济真正步入良性发展轨道之前，拜登政府要结束长期以来的“中产停滞”状态，就注定是黄粱一梦。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刊载于2021年3月27日的《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