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准绿色金融发展与全球产业变迁的脉搏

发布时间:2021-03-28浏览次数:11

在中央和国家层面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界定为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生活系统性变革,并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之后,基于碳中和目标而备受关注的绿色金融,不仅是当前金融领域最热、最具挑战性的话题,也是摆在监管层和其他各类市场参与主体面前的一道必须跨越的门槛

日前,央行行长易纲在谈到绿色金融时,既指出了气候变化与绿色转型对既有金融资产与金融体系稳定可能带来的冲击与影响,也表达了央行对践行绿色发展理念,大力发展绿色金融时不我待的态度与决心。在碳中和约束条件下,中国金融发展、产业结构与技术变迁路径都将发生质的变化,包括绿色贷款、绿色债券在内的绿色投融资规模,将在目前13万亿元的基础上扩大到百万亿元级别,巨大的投资缺口显然需要通过成熟而完善的市场体系来弥补;如何推动建立一套既有刚性约束又有一定适配性的绿色金融标准体系,还能实现国内外标准的无缝对接,显然也是一个高难度命题;在推进碳排放权市场化交易的同时,以技术进步与社会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逐步降低清洁能源使用成本或单位GDP的能耗,既是上海在“十四五”和2035年中长期发展阶段内的重要机遇,也预示着上海和全球主要国际金融中心首次在几乎没有起点差的赛道上展开竞争。

其实,这也是一场针对所有经济与市场主体的发展范式革命,甚至对已有的经济学理论框架提出新的挑战。目前,中国正在积极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创造有利条件。例如,中国业已建立起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数字基础设施和产业数字化能力,使得中国有条件有能力在绿色发展框架下实现对能源和资源的有效配置与优化利用;中国在制定与推行绿色标准方面的前瞻性行动,奠定了我国在发展绿色金融领域方面建立了一定的先导性优势;碳交易一级市场的制度建设的加快,尤其是碳排放交易即将启动上线,将有利于在生态文明整体建设布局下,形成市场主体对促进低碳转型广泛的行为自觉。

从经济学意义上来看,碳排放权在21世纪的今天,本质上是一种稀缺的有价经济资源,可以交易意味着它有很强的金融属性,而这种权利对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又蕴含不平等的分工与交易体系。一个不容忽视的约束条件是,在面临2030年前必须实现碳达峰的刚性约束条件下,那些主要依靠化石能源,并且技术改造成本巨大的行业与企业,将被迫与减排目标展开某种意义上的“生死时速”。2019年我国煤炭消费比重达到58%,碳排放总量占全球比重达到29%,人均碳排放量比世界平均水平高46%。我国单位GDP能耗约为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的3倍,尽管节能空间很大,但是对人均GDP刚迈上1万美元门槛的中国而言,实现碳达峰意味着必须在对庞大的制造业工业体系进行摸底的基础上,对标减排采取行动或者关停并转。而从碳达峰再到碳中和的时间跨度来看,30年的时间似乎很长,但是从实际操作来看,意味着2030年之后中国的碳排放每年都须快速下降,以完成到2060年前超过三分之二的能源由清洁电力提供、约五分之一的能源消费通过碳捕捉方式实现的预期目标,这中间实际上没有缓冲期。

对金融行业来说,正如易纲行长所言,基于2030年前碳达峰和2060年前碳中和的发展目标对金融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既需要天量投资,也会影响金融稳定和货币政策,尤其是绿色转型可能使高碳排放的资产价值下跌,影响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质量。在碳中和的路径安排下,现代金融越来越成为基于一国科技、产出、创意、绿色发展、资本的资产定价权以及国际协调力与领导力的有效综合。如何把准绿色金融发展与全球产业变迁的脉搏,稳步推动金融资产的绿色转型,积极争取绿色金融资产的定价权,以在全新发展路径上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将构成未来40年中国宏观经济学的核心内涵。

纲举目张,“十四五”时期,我国在加快建设高标准金融市场体系的过程中,尤其要把健全完善绿色金融体系作为重中之重。目前,我国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建设已进入制度化、系统化并与国际领先国家和地区同步协调的阶段,我国应当抓住这难得的时间窗口,加强国际协调,积极推进绿色金融标准体系的国际认定,尤其是数据标准的统一性、可比性和透明度,这对推动形成可持续性数据的全球标准极为关键。另一方面,在加快构建绿色金融市场交易体系的过程中,作为最具资源配置能力的上海,要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引导金融资源向碳中和领域加强配置,提高绿色金融产品的深度与广度,优先支持适应碳中和发展目标的绿色产业企业上市融资,鼓励商业银行提升绿色信贷服务能力,建立并不断加强基于绿色发展导向的债券、保险、基金、信托、资管等金融市场体系。上海作为全国最重要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不仅在发展碳金融,鼓励碳市场的远期、期货、期权等金融产品交易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而且结合金融中心建设能级的不断提升,完全有条件成为有国际影响力的碳市场定价中心。

最后,随着碳中和目标催生的绿色科技及其产业化应用,将引导能源电力发展与碳脱钩、经济社会发展与碳排放脱钩,进而引致能源体系的低碳乃至零碳革命。结合上海和全国各地正在加速推进的数字化转型,我国完全有可能如期解除碳锁定,将经济发展路径尽快切换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的轨道上。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刊载于2021年3月27日的《上海证券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