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二十国集团（G20）重要成员国的印尼和土耳其，其总统近日相继接种中国疫苗，这不仅在全球抗疫史上是具有指标意义的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中国在全球前沿科技领导力的竞争中位列第一梯队。
科技背后是经济实力、研发基础、微观主体、组织与制度体系、决策领导力以及科研环境等一系列要素的集合体。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研发投入近年来已达到年均3500亿美元的规模，占GDP的比重为2.2%，与欧盟的平均水平相当。无论是研发投入增长速度还是研发人员增长速度都是主要经济体中表现最突出的。如今，中国无论是在基础研究，还是在试验与应用研究以及5G移动通信、量子通信、高温铁基超导、载人航天、深空与深海探测、智能电网、核电站等凝聚前沿技术积累与复杂管理能力的超级工程建设中，均取得了重大突破，正在向21世纪的超大规模创新型国家迈进。
过去一向喜欢用比较静态的眼光看待中国经济发展和科技成就的西方，对中国科技发展呈现的“井喷”之态，尽管依然存在着显著的不适应，但面对中国在科技领域取得了一项又一项经得起检验的巨大成就，即便是最挑剔的西方科技观察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在组织领导前沿科技领域的独特优势与综合管理能力。英国《自然》（Nature）不久前通过官网公布了2020年十大科学发现，中国天眼FAST望远镜在快速射电暴方面的研究成果位列其中。实际上，该项成果就是由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瞄准科研前沿，实现重大原创突破而组织实施的系统工程，体现了中国科学家在该领域的领导力。
正如中国经济改革已经开始并将继续改变主流经济学的一般结论一样，中国在科技领域取得的进展，正在使北京、上海、深圳等地逐步成为全球主要的科技中心之一。
相应的，美欧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家甚至顶尖科学家近年来也加速流向中国。尤其是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最近三年来，相继有1000余名顶尖科学家寻求在中国发展。日本文部科学省的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停留时间在一个月以内的日本研究人员2018年度约为18460人，比2014年度增加约25%。而中国之所以对日本科学家的吸引力日益增强，除了日本国内的研究与发展环境日益受到制约之外，还得益于中国研究机构近年来在研究基础与能力显著提升，数以十万计的留学归国人员回国创业，使得双方研究人员能够做到较为顺畅的研究与技术对接。此外，中国在应对疫情冲击时所表现的强大治理能力以及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有效政府形象，正在吸引包括美国、欧洲在内的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科学家纷纷来中国从事研究与开发。
一般认为，中国在科技领域取得的突破性进步以及对各国人才的吸引力，得益于政府对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使得民营科技企业发展环境得到显著优化，中国民间潜藏的研发、创新禀赋被激发出来，民营科技企业因此获得快速发展；加上民营、外资企业的效率辐射和市场竞争等因素，以高校、科研院所、央企与地方国企等为代表的研发载体基于使命驱动的创新和产业化效率的不断改进，共同构成近年来中国科技“井喷”的动力。另一个不容忽视的要素是，中国近年来致力于创新驱动，并着力营造创新生态环境，使得无论是沿海发达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都逐渐形成了能孕育原创成果与产业化应用的厚实土壤。例如，位居中国西部地区的贵州，尽管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落后，却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引领下在大数据与应用方面实现弯道超车。贵州不仅是中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其省会贵阳正着力打造面向全国的算力服务、交易服务、安全服务和人才服务平台，将形成数据中心集聚区、电子信息制造、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三大产业集群。
放眼当下全球科技发展潮流，一些研发实力强大的超级企业或看似小微但紧密对接技术与市场的创新性企业，将在很大程度上引领科技和产业变迁趋势。相应的，一些掌握核心关键技术的战略性人才，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国或地区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的自主可控度。全球经济发展史已表明：任何一个经济体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前提是确保以知识创新、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内生变量引致的规模收益递增。技术进步内生化，正倒逼我国必须持续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国已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的高校与研究机构，其存量和增量人才的流向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经济、技术、产业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要做的，既要在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背景下继续扩大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也要吸收和借鉴国际领先的创新科技园区与企业的经验，持续营造能够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科研成果、提供一流产业化应用的具有归属感的教学、科研、研发与成果孵化环境，形成全社会对建设创新型国家广泛的行为自觉与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以及井然有序的产出机制。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刊载于2021年1月23日的《上海证券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