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逻辑

发布时间:2021-01-11浏览次数:29

即将迎来第一个建党“一百年”的中国,如何通过高水平对外开放向不确定的世界注入稳定因子,进而促进和引领区域乃至全球范围内的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是历史赋予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使命。

中国多年来一直坚持对外开放

日前召开的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十四五”开局之年的工作时,就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改革和开放相互促进等提出了具体工作要求,包括:放宽市场准入,促进公平竞争,保护知识产权,建设统一大市场,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以及在完善宏观经济治理,加强国际宏观政策协调的过程中重视运用国际通行规则维护国家安全。概言之,业已成为全球超大规模市场的中国,不仅没有因为来自外部经济保守主义的干扰甚至打压而收紧对外开放的步伐,反而坚持实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的对外开放。

众所周知,中国对外开放是在没有现成参照系的背景下启动、探索与逐步深化的。如果从时间序列来看,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式决定实施对外开放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整整35年间,都是中国今天为实施高水平对外开放而进行的长波周期准备阶段。

因为从过去这35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构成要素来看,正是得益于政府对民营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得到了显著优化,中国民间长期被压抑的营商禀赋被激发出来,加上持续扩大的对外开放引致FDI的推动以及在民营、外资企业的效率辐射和竞争下,国有企业本身经营效率的不断增进,共同构成了中国经济实现年均8%以上增速的动力。

中国也在经济发展、产业与技术升级过程中找到了参与全球生产与贸易分工的接口,并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确立了在贸易自由化与投资便利化的逻辑框架下以适应柔性商业规则为基础,以内生性技术进步为依托,不断提升产品竞争力和出口商品附加值,进而稳步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的可行路径。

2013年以来,随着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相对下降,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和提供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方面明显后劲不足,甚至出现了集体“内卷化”趋势,导致全球经济与贸易体系担保人面临结构性缺位、国家层面的利己主义明显抬头、自由贸易发展不时面临“缺氧”的局面。

在这一充满不确定的时期,中国以改革开放40周年为契机,陆续向世界释放了一系列超预期开放措施,不断缩短外资准入负面清单,加快推进自贸区建设,积极谋求与区域和全球重要经济体达成双边或多边投资贸易协定,以建立长久稳定的市场准入机制。

另一方面,中国也在此期间向全球推出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投行等凝聚最大公约数的投融资公共产品。充分体现出中国作为全球化的重要受益者,在多边贸易体系与全球经济一体化逻辑受到空前挑战的今天,以持续开放履行中国在市场准入、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以及透明度等方面的承诺,向新一轮全球化提供重要动力。事实表明,越是在全球经济处于不确定的时期,中国越是通过深度开放进一步融入乃至引领经济全球化,从而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了最重要动力。中国最近5年来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就是明证。

以实际行动消除“萨缪尔森之忧”

新冠肺炎疫情作为重大外部变量,是导致2020年全球经济严重衰退、“萧条经济学”大面积回归的主要根源。由于疫情带来的相关冲击很难找到基线场景,一度让全球经济出现断崖式下挫,严重冲击着各国经济体系的弹性尤其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性与韧性。

除却疫情的冲击之外,全球经济也受制于具有浓厚国家利益色彩的保护主义、单边主义、霸凌主义的拖累。以中日韩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尽管率先受到疫情冲击,但整体而言,在面对疫情冲击时表现出了很强的综合应对能力。特别是中国,能够在较短时间内稳住经济基本盘并成为2020年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正增长的国家,这将成为全球灾害经济学史上的最具研究价值的大国样本。

随着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与逐步落实,东亚、东南亚有望成为全球投资贸易增长的重要来源地带;中欧双方如期签署了全面投资协定,对全球贸易释放的中长期红利将数以千亿美元计;随着多边主义有望在某种程度上回归,如果主要经济大国能够在经济贸易领域保持稳定态势,并启动加入CPTPP的谈判进程,则将给原本处于显著不确定预期的全球经济贸易体系注入稳定因子。

不过,全球要在短期内修复业已撕裂的全球经贸与技术体系和早已恶化的金融生态,说易行难。如何治理经济体系或曰经济生态系统业已出现的功能性紊乱,将是2021年各国面临的头等大事。

从相对较长的周期来看,全球经济发展不大可能因为疫情带来的大规模冲击而长期停滞。当今世界,没有任何国家、任何企业可以无视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的互相连接。没有任何资本或国家力量能够通过构筑各种壁垒阻挡全球要素的合理流动。换句话说,并非帕累托最优的全球化尽管并不完美,却是促进全球经济有效增长和实现人类福祉的不可替代路径。

因此,中国在此背景下启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体现出一个经济规模超过14万亿美元、存量外资规模高达2.4万亿美元,进出口超过4万亿美元的开放型经济体,以更加积极和开放的制度安排,在深度融入并引领全球经济贸易与金融体系变迁过程中向国际市场持续释放红利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也在一定程度上以实际行动消除“萨缪尔森之忧”。

所谓“萨缪尔森之忧”,是指保罗·萨缪尔森在美国经济学杂志JPE(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2004年夏季号发表的一篇题为《主流经济学家眼中的全球化》的论文。该论文以中国、印度经济崛起为背景,论述美国在某一领域做了相应创新使得它获得了竞争优势,而一旦后起国家通过借鉴和学习也获得了相应的生产率,则美国的竞争优势将不复存在,国家利益将永久受损。某种意义上说,萨缪尔森的这篇文章影响着美国决策者的国际贸易政策思维。

随着中国在技术上的不断进步,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的地位也将不断提升。中国在对接国际通行投资贸易规则的同时也将重视维护国家经济安全以确保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但中国和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互补性在21世纪的上半叶都将长期存在。

球经济发展、投资贸易便利化以及金融稳定,都需要主要经济大国之间消除分歧,共同促进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从共享中获取利益,并在积极推动全球有效经济增长的同时,共同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这也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逻辑。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刊载于2021年1月10日的《第一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