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跨国旅行与商务交流受限、萧条经济学不断敲击各国敏感经济神经的背景下，业已迈入第三个年头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备受全球商业领袖与广大市场主体关注。
本届进博会之所以显得格外重要，是因为这是今年仅存的超大规模国际贸易展会。的确，在疫情的冲击下，即便是一向实力雄厚的世界500强企业，其吸损能力也是有限的，更何况一般的中小企业。因此，在参展的2600多家中外企业中，无一不重视来自中国的市场机会和可能的重量级订单。而来自国内的39个交易团、近600个分团，以及11.2万家注册单位和高达40万的“专业观众”，同样热望通过进博会收获交易订单和有价值信息。
市场是最聪明的体系性存在，对市场嗅觉极为灵敏、长期受益于中国经济发展且高度依赖海外利润的西方跨国公司而言，除非有持续性的另类替代性收益补偿，否则它们不会主动放弃中国市场。正如上海美国商会会长季凯文（Ker Gibbs）所言，作为疫情发生以来全球唯一恢复增长势头的主要经济体，中国市场对美国企业的吸引力不仅没有减退，反而更加重要。事实上，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但美国企业的参展热情和带来的新产品、新技术和新服务依然保持着很高的水平。而参加过进博会的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中，高达70%的“回头客”参展也是本届进博会的一大亮点。此外，近50家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首次参展，也是在不确定经济形势下对中国市场寄予厚望的实际行动。
笔者认为，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跨境交易越来越便利化的今天，类似进博会这样有场景的线下交易，依然受到如此追捧，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中国作为当今国际市场中最具买气和最有购买能力的超大型经济体，其市场影响力和吸引力无与伦比。中国作为率先受到疫情冲击的超大型经济体，在疫情发生初期即通过超强领导力与举国动员体制全力抗击疫情，在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内就对疫情防控取得积极成效；及时出台了以“六稳”“六保”为核心的一揽子应对措施，并就加强国际合作抗疫，促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不脱节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努力，从而不仅避免了中国经济在疫情冲击下步入新的衰退周期，更对稳住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提供了最大稳定力量，成为全球市场不可替代的稳定器。而中国作为全球第一人口大国和最具潜力的市场，预计未来10年累计商品进口额有望超过22万亿美元，向包括本届参展厂商在内的各国企业发出了具有稳定收益预期的积极信号。
二是中国不仅没有因为全球贸易受到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冲击而收紧对外开放政策，反而通过建设开放新高地，打造开放新平台，优化国内营商环境以及深化双边、多边、区域合作促进投资和贸易便利化等战略性举措，尤其是适时举办进博会，为稳定和提升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带来了明显的提振效应。在全球经济和产业发展处于不确定的困难时期，中国作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器，在关键时刻发挥的关键作用，释放出与国际有实力有意愿的参与主体共同发挥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担保人的积极信号。显然，这也是全球化在近年遇到各种阻力之后迎来的最为正面支持。
三是尽管技术的发展与变迁对国际贸易形式带来了巨大冲击，但国际贸易的本质依然是各国基于要素禀赋的交易，其中有场景的线下洽商依然是很多重大交易中不可或缺的程序。
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来分析，国际相关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占据了全球贸易近四分之三的增长份额。而中国则是这一增长的最重要来源，掌握全球中间品供应近三分之一的份额。这也是中国能够举办超大规模进口博览会的基础性条件。随着中国近年来致力于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中国在包括信息、高端装备制造等领域逐步攀升至全球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但是，中国并没有因为在全球价值链环节中获得攀升而忽视对包括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释放增长红利。事实上，从以往两届进博会的经验来看，中国有实力的企业通过进博会与国际先进的产业和金融资本进行了有效对接，直接或间接提升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地位。另一方面，国外优质商品、先进技术和服务通过进博会加快进入中国市场，在助力中国消费升级的同时，也为全球高端价值链在中国的市场化配置提供了重要平台。这是进博会不断展现活力并在不确定的世界里能够发挥边际效应的关键所在。
中国正在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与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及优质产能的全球化配置、提供可复制的商业模式等一系列方式，不断释放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巨大红利，这些都将构成21世纪上半叶全球化红利的核心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在本届进博会举办之际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既有利于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也是在高水平开放背景下构建全球价值链更趋稳定的供求中心，进而为21世纪的新型全球化提供有力支撑。
再从更长的发展周期来看，参展和未来将要参展的国外企业，将随着中国构建“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越来越看重可能释放的消费增长潜力。可以预计，随着疫情最终得到控制，全球必将启动新一轮的增长，届时包括进博会在内的全球化贸易平台，将是构建中外企业和消费者之间新型利益共同体的重要沟通与合作载体。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刊载于2020年11月7日《上海证券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