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内外双循环构建全球价值链供求双中心

发布时间:2020-08-16浏览次数:471

 为应对持续在海外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国务院办公厅本月12日发文再度推出15项稳外贸稳外资举措,并且每一条措施都是针对外资外贸企业面临的现实问题而给出的精准施策。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虽然远低于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但自2013年进出口贸易总额首次突破4万亿美元之后,近年来对外贸易额一直在4.5万亿美元上下徘徊。加之由于受到全球经济的波动、增量出口市场的约束以及外贸环境的不确定,即便在没有出现疫情的情况下,外贸工作也比以往更具挑战性。从2019年4.47万亿美元的进出口总额来分析,民营企业占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的比例高达42.7%,外商投资企业在进出口所占比重为39.9%。可见,稳外资稳外贸的核心环节是稳住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基本盘。

  众所周知,对外贸易(货物和服务贸易)的本质是全球范围内生产要素的转移和交易条件的匹配,其存续和发展需要一系列相关条件的保障。自二战结束至上世纪末的半个多世纪里,全球贸易在发达国家的推动下取得了长足发展,全球范围内的商品、技术、资本与劳动力流动,在跨国公司日益增强的全球资源配置力的推动下,带动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的大发展,释放了一波又一波产业转移和技术转移红利。德国和日本成为国际贸易外循环最重要的力量中心之一,全球贸易的利益格局也在此期间发生了重大变化,导致发达国家之间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时发生,甚至出现了美日、美欧之间较为激烈的贸易冲突。

  回顾全球价值链供求中心的发展变迁史,当一国完成了由制造业和贸易大国向产业和资本强国的角色转变之后,往往由于更多关注来自价值链高端的收益而忽视了对传统比较优势的整固。而当比较优势渐失之后,来自新兴力量的竞争挤压又带来了日趋强烈的预期落差。实际上,这也是工业化、全球化以及贸易深化和经济金融化带来的内外经济失衡的相关表现。

  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国际市场格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由于中国的深度参与而发生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最为重要的变化。中国从“入世”之前不到5000亿美元的中等贸易伙伴,迅速成长为年进出口额超过4万亿美元的全球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对外贸易的广度和深度在“入世”至今不到20年的时间里得到了大幅提升。商务部披露的数据显示,中国目前已是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进口占全球比重约为11%。来自净出口的外贸顺差是确保中国有较充足外汇储备的最重要来源。

  疫情对国际贸易带来的最重大威胁是供应链的局部断裂,基于各种安全理由以及打造更短“多元本地化”供应链的考虑,全球供应链转移自今年3月份以来有所加快。麦肯锡全球研究院新近发布的一份报告预测,全球企业可能会在未来5年内将它们全球产品供应的四分之一转移到新的国家,受到影响的商品总价值为2.9万亿至4.6万亿美元,约为2018年全球商品出口贸易额的16%至26%。

  不过,中国自“入世”以来逐渐形成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核心国地位不大可能因为一场疫情的冲击而轻易动摇,包括标普在内的国际重要市场主体普遍认为,美国制造商很难找到能够取代中国供应商的生产者,中国巨大的市场机遇是任何有远见的企业家不敢也不会轻易放弃的。因为市场是最聪明的体系性存在,对国际市场嗅觉极为灵敏、长期受益于中国经济发展且高度依赖海外利润的跨国公司而言,除非有持续性的另类替代性收益补偿,否则它们不会主动放弃中国的市场,进而选择与中国脱钩。在可预见的将来,恐怕也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利益集团能够长期承受将全球分化为两个技术、贸易、产业乃至金融体系所带来的显性与隐性成本。

  中国正在通过良好的制度设计与21世纪的高标准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并以优质产能的全球化配置、提供可复制的商业模式等一系列方式,不断释放经济开放与对外贸易发展的红利,这些都将构成21世纪上半叶全球化红利的核心组成部分。因此,我国提出并推动落实“双循环”,既有利于全球经济再平衡,也是在高水平开放背景下构建全球价值链供求双中心进而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从实施“双循环”所需的基础性条件与支撑要素来看,人均GDP刚过1万美元的中国,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中后期,构建竞争性的国内市场体系尤其是现代化经济体系依然有一系列的任务清单需要完成,整体上呈现梯度转移的产业格局预计在未来两个五年规划期间都不会消失,这就赋予国内市场大循环很大的行为空间。实际上,超过5亿人口的中西部地区,其在国内大循环带动下可能释放的增长潜力,恐怕并不亚于当年沿海经济大循环所带来的增长红利。另一方面,业已深度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且与国际市场高度联动的中国,只要遵循国际市场规则并以此扩大对外经济贸易与合作,完全有条件做大做强外部循环。而一旦中国全面打通内外循环之间的接口,并在整合已有条件的基础上形成全球价值链的供给与需求双中心,则中国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经济与产业发展之“锚”。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经济学教授)

刊载于2020年08月15日的《上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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