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今年7月15日成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还是上月24日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不久之后将要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本质上都是国际责任感不断增大的中国，在基于多边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向区域和国际社会积极主推公共产品的一种制度安排与机制化服务。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向国际公共产品体系提供更多的功能服务与范式设计并注入中国元素，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自然逻辑延伸。
国际经济秩序变迁往往是由一连串事件演绎而成的。
当3个多月前的7月15日，金砖五国在巴西福塔莱萨决定成立金砖国家开发银行并将总部设在中国上海时，作为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设计者与最大受益者，同时也是当今世界最顶尖战略高手的美国，内心自然不是滋味。美国尽管通过其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表达了相关合作意愿，不过真实世界的丛林法则与竞争秩序告诉世人：由美英主导的西方金融霸权至少在从现在起到2020年之前是不会欢迎在西方体系之外出现新的全球公共产品体系的。但既有秩序主导国同样很清楚：在中国成长为全球性经济大国的趋势面前，西方可以迟滞或者阻扰中国积极主推区域或全球性公共产品，却很难阻挡中国积极构建多边合作体系的努力。从这个角度来说，上月24日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虽与中国预期存在一定落差，但并不影响这家行为空间非常宽广的多边合作机构的战略价值。
在中国崛起为亚洲经济大国之前，美国对亚洲经济的控制主要有三个层面：一是通过亚洲美元和石油美元，将东亚、东南亚和中东国家的经济深度纳入美元体系中；二是联手欧洲与日本，通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亚洲开发银行（亚行）等国际和区域经济组织，确保亚洲国家经济发展轨道不偏离于美国范式之外；三是通过直接投资和金融合作，控制亚洲国家的战略性产业。2009年以来，随着中国取代日本并不断缩小与头号经济大国美国的差距，亚洲经济格局变迁似乎越来越不以美国意志为转移。国际责任感日益增强的中国不仅有意愿而且有能力为亚洲经济发展提供资金与能力建设支持。无论是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与升级，还是中日韩自贸区的构想乃至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海上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的提出，等等，既是为了节约区内交易成本，也在一定程度上积极扩大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正效应，进而谋求打造亚洲合作共赢格局。
就亚投行成立的背景而言，长期以来，美日控制的亚行对亚洲基础设施方面的投入与支持乏善可陈，尽管其不缺经验和高素质人员。某种意义上说，1966正式成立的亚洲开发银行只是美日针对亚洲国家的一张特殊意义的经济牌，当需要其发挥功能型作用时，可以向亚洲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和技术援助，加快基础设施、能源、环保等领域的发展；反之，亚行就是美日干预亚洲中小国家经济发展与政策走向的国际工具。而亚洲经济的相对落后尤其是基础设施建设面临的巨大资金缺口一直未能得到制度化填补。按照亚行公布的预测数据，2010年至2020年间，亚洲仅仅在基础设施领域就需要投入8万亿美元，而世界银行和亚行每年能够提供的资金支持仅为200亿美元，其中用于基础设施的资金投入不足100亿美元。换句话说，这10年里，世行和亚行对亚洲基础设施建设所能提供的资金支持只有区区1000亿美元。而且还不时附上苛刻的政治与其他条件。资金供求之间的严重不对称，急需新的多边合作体系来填补。而业已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中国，经过这些年的经济建设与技术积累，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不仅拥有亚洲乃至世界领先的完整能力体系，而且不存在资金供应不足的问题。中国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供应能力与配套服务体系，若能通过亚投行投放到亚洲国家，完全能够收到一举多赢效果。
因此，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的亚投行的成立，不应被曲解为与亚行之间的功能重叠，而是中国基于亚洲多边合作体系功能的失位，尝试向周边与世界提供互补性安排的重要公共品。美国尽管向澳大利亚和韩国等盟友施压不要加入亚投行，尽管可以指出亚投行的诸多不完善之处，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尽管可以通过亚行总裁中尾武彦表示不欢迎亚投行的成立，但包括印度、新加坡等在内的亚洲21国联手力推亚投行，至少说明这家肩负实实在在使命的多边合作金融机构并非应景之作，而是有着巨大市场需求与发展前景的区域合作平台。
进一步地，无论是今年7月15日成立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还是上周五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不久之后将要成立的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本质上都是国际责任感不断增大的中国，在基于多边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向区域和国际社会积极主推公共产品的一种制度安排与机制化服务。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向国际公共产品体系提供更多的功能服务与范式设计并注入中国元素，是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自然逻辑延伸。
从现在起到2020年，中国和合作伙伴必须尽快构建和完善适应金砖银行、亚投行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建设所需的一系列要素条件。尤其是中国，在积极主导上述三大银行的过程中，既要按照国际通行的规则建立透明高效的治理体系，更要解决与合作伙伴的各自利益诉求的有效安排难题。也就是说，中国必须牵头拿出十二分的使命担当，合理解决与合作伙伴可能存在的利益分歧，这样才有可能形成合力，增强机制化平台的生命力。其次，暂时不缺钱的中国，有义务向三大银行机构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但能否持续提供大当量的资金支持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再次，在人民币尚未完成国际化的前提下，未来几年，上述三大金融机构的资本金都是以美元作为运营货币的，中国可否在适当的时间窗口将人民币推向前台，不仅取决于人民币国际化的步伐，更取决于中国金融改革的深化程度。最后，中国必须尽快早就一大批战略性金融人才，以因应多边金融合作组织建设与发展的需要。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2014年11月1日
